基督圣道，乃超世而入世，入世而超世；基督圣徒，对于世界，既不逃避现实，也不随波逐流。主耶稣训勉门徒，要他们做世界的光，作世界的盐。 

他乃是真神，又是真人；神人二性，联于一位。他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虽住在我们中间，要把恩典真理，充充满满带给世人；但是他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要把从来没有人看见的神，向世人表明出来（约一14一18，三13）。

基督圣道，不是人为的自然宗教，也非人文的哲学体系；实乃上帝的旨意和目的之具体启示。从宗教的和属灵的观点说，基督圣道，和一般世俗的宗教，不可等量齐观，同日而语。主在世的时候，对当时的文士祭司，宗教首领，斥为假冒为善，绝不与之妥协。（参阅太二三）现在有些教会首领，为迎合潮流，投人所好，妄倡「万教合流」之议，实属卖主求荣，显为教会内敌！这乃是「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他要受的刑罚……真是可怕的！」（参看来一○29－31）

再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说，他的国度不属这世界（约一八36）。主虽未否认国家存在的必要，且认为该撒的物当归该撒（太二二21；并参阅罗一三1－5；彼前二13－17）；但圣经却又警告世上的君王，应当省悟，顺从上帝。上帝乃是历史的主。世上的君王，若不敬畏上帝，而想谋算虚妄，敌挡真道，他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们，用铁杖打破他们，使他们在道中灭亡。德国史家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尝谓：「好祭司乃劝世人警悟，人为的制度，终非尽善，人类的盼望，乃不在这世界；恶祭司，则妄想建立地上天国，用狂热煽惑世人，酿成一种不满现状的心理。」 

初期的教会，无论对希伯来宗教和外邦宗教，对于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和斯多噶、诺斯底派的哲学，以及政府当局，也绝不妥协让步。他们对于他们所信的道，持守忠贞，绝不放弃，或稍作让步；且复奉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并为改革文物制度，纠正生活习惯，建立社会秩序的指导原则；又能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儆顽立懦，振颓起废，形成磅礴伟大的新生的力量。 

总之，基督圣道，既非可与凡俗的宗教同日而语，亦不能和任何文化社会的体制并为一谈；而乃是救世的福音，上帝的大能；乃系上帝拯救人类的属天的启示和奇妙的作为。这乃是基督圣道的测不透的丰富的奥秘；保罗在以弗所书起首三章所论的，可说便是基督教哲学的基本概念，亦为基督圣徒极重无比的永远荣耀而活泼长存的盼望！愿我们和使徒保罗一同得着真神启示的亮光，明白上帝福音的奥秘，和他一同献上我们的祈祷和颂赞：「愿上帝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尤有进者，基督圣道，并不是从耶稣降世以后才产生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约一1）主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整部圣经都是为他作见证（参路二四27；约五39）。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5－17）「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一10－11）但神以爱我们的大爱，却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叫我们得见他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一14）。所以，由亘古到永恒，耶稣基督，乃是宇宙历史的中心和主宰；而基督圣道，在人群历史进展的行程里，乃是上帝启示的导体，文化创造的动力，以及道德改进人类新生的力量；而在其控制其他历史因素的潜在的作用上，基督圣道，不仅与人类有不可须臾分离的关系，而且又是一种指导历史行程，改变文化本质的主力。他予世界人类以一种新的方向，新的目标，和新的生活方式；他要除旧布新，复兴万事；他要根本再造世界，创造「被拣选的族类」，建立「圣洁的国度」（彼前二9）。人类最后的盼望，要确确实实的看到听到，那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二一3－5）所以，基督圣徒，不能和世界妥协，而须藉着主恩，刚强亢进，使历史行程，改弦易辙；人类文化，彻底更新。基督教会，乃是生命之主的身体，乃是他藉以引导世界历史，决定人类命运之一种创造能力和新生力量之具体表现。我们既是他的肢体，既为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上帝造物之主的儿女，在我们里面，自必充满他更新的灵，要日新又新，向着至圣至善的崇高的目标创造推进，以期完成其伟大崇高的先知的使命。

著者深感，现在的世界，正在一个否极泰来，继往开来的大转变时期，人类文明，正在从没落解体，进到一个创造更新的伟大时代。这一次历史的转变，决不是一隅一国之事，而将与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有永远休戚的关系。这一个历史的变局，绝非同以往大战以后地理疆界的「变色」；也不是粉饰太平，换汤不换药的社会和政治性更张；而乃为一个空前的，并且是绝后的、最剧烈的，大而可畏的人类本性的毁灭和再生。质言之，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大而可畏的末世的剧变，现已迫在眉睫。这绝不是新神学家以及新正统派所称的所谓「象征的」说法，而将为我们可能及身而见的无可逃避之事实！那时，「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太二四29－31）「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的那日子。」（帖后一7－10）「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三10－13） 

这些伟大的启示，不信派以为是「神话」，或则以为「象征」；但是到了原子战争太空竞赛的时代，现已言之确凿，信而有征了。目前世界的问题，积重难返；人类罪孽深重，恶贯满盈，绝非靠人的智慧、人的办法、人的努力，甚至人的宗教，所能解救；只有照上帝救赎的计划，靠救主宝血的恩功，藉圣灵重生的大能，人类始有更新的希望。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从救主领受的使命，乃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一六15）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并把他「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二八l9－20）。这一个使命，十分艰巨，绝非简单。无可讳言的，我们的错误，却在不加深思，掉以轻心，把问题看得过于单纯，未能正视其严重性。许多忠心的神仆，固笃信圣道，始终不渝；但他们似乎只是勤于「撒种」，却未研究如何撒种，没有注意提防「飞鸟」，扫去「石头」，清除「荆棘」；因此把福音的种子「挤住了」、「枯干了」、「吃尽了」（太一三3－23）。结果不但事倍功半，甚且劳而无功。我们受主托付之重，迄今将二千年；检讨既往，循省职守；惩前毖后，宜知憬悟！「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一○4－5）这令我们看到一个要点，便是要使万民「遵守」他的「教训」，「顺服基督」，皈依基督，实有一个重大的前提，便是必先把「坚固的营垒」，以及一切敌挡上帝的「自高之事」，一概攻破，这便牵涉到各种文化宗教问题。质言之，我们应当道化世界，纠正一切不合圣道、违反真理的成见错觉，才能使福音种子，不被「飞鸟」「吃尽」；不因「石头」「枯干」；不为「荆棘」「挤住」；而真能生根结实，欣欣向荣，而使万国万民，衷心景从，信服真道（罗一六26）。

从教会历史来检讨，当十七、十八世纪之时，有一种敬虔运动（Pietistic Movement），他们认为宗教乃心灵之事，不是知识学问之事；因此单单注重活泼的信仰，灵性的培养，而反对理论的探求，教义的争辩。他们复自命为「教会中的教会」。他们对于文化社会问题，绝对禁忌不谈，而对教会文化方面的宣道工作，复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教会的责任，端在专心宣扬有关救恩的道理。我们对敬虔派信仰的纯正，固无闲言，同时也绝对不否认宣道唯一的目的，确为拯救灵魂。惟是我们的救主，他不仅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又复活升天，坐在大卫的宝座之上。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用他的道和灵，藉着教会，在统治万邦。他教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他是复活之主，再来之王。加尔文（John Calvin）亦曾强调救主统驭万事的权能，认为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乃掌管人类全面的生活。照此说法，敬虔派的主张，不仅失诸偏狭，事实上也等于闭户造车，杆格不通，无由使「大道流行」。我们如诚欲广传福音，弘扬圣道，允宜采取一种「总体性」的「全面战略」；那便是要造成时会，鼓动风气，扫去「石头」，斩除「荆棘」，（见上文）形成一种有利的社会环境，文化气氛，这才能使天国福音，不胫而走，弘扬万邦；且复令人心悦诚服，乐于皈依；这样我们所撒的圣道的种子，始能在好土之上，生根长芽，开花结实，繁茂发展，欣欣向荣。

尤有进者，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乃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一○10）他是生命之主，是我们生活改造、灵命更新的源头；他要掌管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并非单单受浸归入他的死，不是单单求个人灵魂得救，享永生福乐；而且还要得更丰盛荣耀的生命，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好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彼前二12，四2）。我们是属他的，乃是向上帝活着，要以基督作我们新生的典范与基础（罗六3－11）。他既已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我们整个生命，都受到救主复活的大能所统驭、所感召、所更新；我们自当为他而活，为他发光，要活出更丰盛更荣耀的生命来。我们既是世界的光，我们的光自当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太五14－16）；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15）所以，我们宣道的目的，不仅在救个人的灵魂；其相应而至的结果，而且还要使整个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整个民族生活，都要得着更新的力量；因为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生命，而且又是改造社会、修明政治、复兴文化的原力。因此我们宣道的工作，乃是总体性的；我们宣道的结果，同时水到渠成地，亦宜使教会复兴之火，圣徒新生之光，掀动整个民族国家，改造其社会，提高其文化。这并非著者夸大其事，而实为基督圣道在历史上辉煌的殊迹。例如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信奉圣道以后，文化水准之提高，国民道德之进步，以及英国卫斯理复兴运动以后，政治之修明，国运之昌隆，均为史家所公认。

惟于此须郑重指陈者，这并非我们忽视十架道理，提倡「社会福音」；而乃正在打击而根本防杜那「陷害人的异端」，即那所谓「社会福音」。如果以为这种全面性的总体性的宣道方略，有过于重视社会文化问题之虞，从而会使我们舍本逐末，忽视救恩真理；则应之曰，这种想法不仅犯了「投鼠忌器」、「因噎废食」的毛病，且复放弃了我们领导群伦、道化世界的神圣使命。这不是说，一个宣教士乃是一位社会改造家，或文化工作者，要有满腹经纶，且能长袖善舞，要用大部分时间花在社会服务、政治活动上面；而乃是说，我们当以圣经为本，以神学为体，提示各种有关启迪人心、建设文化、改造社会的基本指导原则；用其救偏补弊，移风易俗，儆顽立懦，振颓起废，以达到道化世界、复兴万事的崇高目的。

但这又绝对不是说，我们可用人力、可凭血气达到这种崇高的目的。道化世界，复兴万事，这种神圣的使命，只有我们的主才能作到，我们不能擅专自用，越俎代庖，妄作上帝的谋士。且「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六12）「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林后一○4－5）惟是我们仍须认识，「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林前三9），我们又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劳力的农夫」，「无愧的工人」，应当「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提后二3、6、15、21）。我们既不应自鸣超凡，愤世嫉俗；尤不应妄自菲薄，暴弃责任；或因循苟安，投降世界。我们应痛切反省，主已把道化世界的责任交托给我们，并且已把「圣灵的宝剑」、「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我们却玩忽责任，弃而不用：致世界大半的人民，仍关在天国之外。际兹末世，允宜亟起直追，把「天国的福音……对万民作见证」（太二四14）；「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工夫」（提后四2－5）。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权柄，谨遵上帝藉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道，领导群伦，指示社会，作「上帝的同工」，「无愧的工人」；为世界的道化，为天国的降临，作「基督的精兵」，打美好的胜仗！且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既已都赐给了他；他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则一切坚固的营垒，和那些敌对上帝的自高之事，自必被一概攻破；人类社会全面的生活，自必要顺服他的旨意，人类的思想行为，自当以他的道为唯一的准绳。质言之，一切科学哲学的思想，以及政治的体制，社会的秩序，都必以上帝的旨意为依归；这样才能使「神人和好」，万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于此，我便要进而论到一个最深奥的问题，便是天国降临的问题。照天主教的看法，这个问题甚为简单，因为他们把教会与天国混为一谈。他们亵渎专擅，盘居圣地，夷落基督，高举教皇，以教皇绝对无误，天主教会即是天国。但从圣经的真理来说，天主教的见解，其为悖谬，无待深论。盖上帝的国，绝非人为的制度，乃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功，「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一五50）。「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三3）如果我们否认了基督救赎的宏恩，离弃了十字架的道路，以为可以藉人的努力实现天国，那便是叛离真道，创造异教！

其次，今日世界各国，因受时代的动荡，革命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的变革，一方面旧的宗教道德的力量日趋消逝，一方面唯物无神的思想日见猖獗，一般现代派的所谓「神学家」以为在这种精神空虚、灵性饥荒的时候，应当改变传道的方针，便把基督圣道根本变质，使之流为一种适应时代社会的凡俗的宗教哲学，美其名曰推广福音、天国降临。这种似是而非之论，实在最足惑世，乃为「陷害人的异端」。倡此说者，不仅将「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后二1），其结果且将根本毁灭圣道。因为基督圣道既非文化哲学，亦非凡俗宗教。我们宣扬圣道，应本基督启示的、安定在天的、永恒不变的真理，不可迁就社会国家的需要，更不可与时代潮流相妥协。而且神的国度既「不属这世界」，（约一八36）绝不可利用圣道，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的工具。他们这种思想只能令圣道世俗化，而不能把世界基督化；只是使天国「降级」，不是使天国「降临」！

其他世俗的宗教，和天主教与现代派一样，亦都想凭人类自己的努力，建立地上的天国。就我国而论，自古以来，我国君王即称「天子」！孔子亦自称受有「天命」，以是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无冕「素王」，成为崇拜的偶像。日本的国君称为「天皇」，他们迷信日本帝国是神造的，他们的民族是神拣选而又最优秀的；从而倡「神道教」，妄想建立地上的天国，且不恤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美其名曰替天行道。还有回教徒亦想建立神国于地上；印尼的回教军，且公然和国军发生武装的斗争。此外还有各种极权主义，俨然成了一种「拜党教」，尤为地上天国最激烈的方式。凡此种种，只是一种「地上天国」的妄想，以及「世俗主义」的伪装，因为他们的根基，乃是「属这世界」；他们的信仰，乃在人的德性和权能；他们的救法，亦只在求今生在地上的和平与康乐，其下焉者，乃在争取属世的权荣，满足个人的野心！他们这种梦想，无疑地已深遭上帝的唾弃。上帝为历史之主，人类因为叛离了上帝，数千年来，战乱相寻，迄无宁日！这便是人类悖逆不信，触犯圣怒具体的表征（约三36）。现在世界人类，治丝益紊，国际局势，每况愈下；原子战争，一触即发；人类数千年来所建立的地上的天国，可在旦夕之间，完全毁灭。此乃为世人应当根本大反省的时期！我们圣徒，在这人类祸福存亡、千钧一发的紧急历史关头上，应当深思其所负使命之神圣与逼切，逞着在末期尚未来到之先，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太二四14）

这并非说，只有基督信徒才配建立天国。我们藉着救主宏恩，虽已分别为圣，得到作神儿女的权柄（约一12），并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福分（弗二6）；但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仍是时时要对邪恶的情欲和势力相挣扎。因此，我们应时时警惕，他乃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必须时刻顺服他，依附他，常在他里面，才能结果子；离开了他，就不能作什么，且要丢在外面，和这个灭亡的世界一同「扔在火里烧了」（约一五17；并参彼后三10－12）！我们尤不可愚好自用，迷信人智，妄想凭藉人力，建立他的国度。但是从另一面看，我们却绝对不可妄自菲薄；基督徒固应绝对谦卑，却又当靠主夸胜。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他的肢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有盼望的机构。一个得救的信徒，既有出死入生，昨非今是的重生的经验，便能藉着主恩与神和好，在上帝的国度里作他的子民，度圣洁的生活；不仅生命有奇妙的改变，一举一动也有新生的样式，而且还有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盼望，那便是救主为我们预备的在天上的「一个更美的家乡」（来一一13－16），一个不能被震动的永久国度（来一28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可以完全置之不问，只是袖手旁观，等候天国来临。正相反的，我们应当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彼前三15）；尤当「人溺己溺」，有「不传福音，我便有祸」（林前九16）的强烈的责任感；复应为盐为光（太五13－14），要渗透在世界文化里面，起更新作用，为主发光，为道见证，用期道化世界；绝不可因循苟安，随波逐流；而宜朝夕警惕，念兹在兹，迫切祈求，愿天国降临。

总之，天国的降临，乃是上帝的救法，其无上的要道，乃在世人所认为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林前一18）。人类自始祖犯罪，罪由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人类既悖逆真神，遂失去了乐园，成为悖逆可怒之子，只能藉着基督救赎的恩功，所流的宝血，始能消灭神人的冤仇，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重新回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去，作天国的子民，得永远的更丰盛的生命，重享天国的福乐。不幸，世之学者，以及许多假先知，昧于此义，不信真道，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离弃福乐之根本，「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二13）；用各样的宗教哲学，和许多主义学说，迷惑世人；妄想造塔「巴别」，建立天国，不但心劳日拙，尤复误尽苍生，使芸芸众生「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提前四1），致被「虚空的妄言，……世上的小学……掳去」（西二8）！故吾人处此邪恶不信的世代，首当坚定持守天国的要道，并彻底认识今日教会之使命，及其最崇高的目标，乃在宣扬十架的道理，天国的福音；使普天之下，都尊他的名为圣，承认主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生命之主，而且还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藉着教会，要复兴万事，道化世界，建立他永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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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上帝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林前一五24－27；并参阅弗一17－22）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启二一1－5）

这乃是保罗和约翰所见的异象，以及我们圣徒荣耀的盼望；也是本书在以下各章所欲概括诠释的真理。

基督圣道，所以被世人，特别是哲人学者，所蔑视厌恶，反对抛弃，深闭固拒，认为愚拙，其因虽非一端，就其最基本的而言，或可说是由于哲人的偏差。圣经早已警告世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原文为Philosophy，可译作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二8）所以本书开宗明义，特别要对千千万万被哲学所「掳去」的人，敬先致其诚恳的忠告。

世俗的哲学，乃是「内在哲学」（Immanent Philosophy），人本哲学，其本质乃在崇拜理智。神化自我，这乃是一种亵渎的叛道的宗教行为。此种哲学，根本昧于人类与真神的关系，或「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罗一21），从而造成了一种歪曲的宇宙人生观；失诸毫厘，谬以千里，实为人文主义的文化没落解体的症结，亦为教会和「自由神学」腐化堕落的厉阶！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的知识乃是内在的。他以知性为真理的基准，以人心僭登上帝的宝座；从而使真正的「实在」（Reality），成为一种虚妄的幻想，使哲学成为己心之奴隶，永不能窥见宇宙的本相与真源。希腊哲学，自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以降，率都以知性为本，而不以上帝为主，才使人类与上帝失去了应有的宗教关系。计尔生氏（Elienne Gilson）尝有言曰：西洋文化的历史，虽以希腊为开端，但古希腊哲人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上帝观。人类文化所以与神脱节，成为无根之木，发生没落解体的危机，其症结实源于此。盖本立道生，如果我们文化的建设没有「磐石」的「根基」，而「盖在沙土上」，其必「倒塌」（参阅太七24－27），实乃理有必然，势所必至的结果。

宗教改革以后，教会首领，除了加尔文以外，却又忽视这个基本问题，未能掌握文化哲学的领导权；没有道化世界，使神学作人类知识的基石；反而让世俗的哲学家喧宾夺主，以伪乱真，杜撰一种「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自所谓「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1596－1650）发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ago Sum）以后，近代哲学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排斥传统的旧说，不受神学的束缚，谓学问之道，首贵怀疑，一切知识，唯有求诸自我之理性，这才使近代人类远离真神；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自己」，而不在乎上帝（参看徒一七28）。他们崇拜自我，自立「人极」；以自我的理性，为判别是非真伪的基准。殊不知笛氏最大的错误，乃在以「我思」与「所思」，混为一谈。盖一为主观的「理念」，一为「理念之客体」；人尽可想入非非，但不能保证想像的「理念」与所想的「客体」之确实合一。启蒙运动以后，有所谓经验主义的科学的宇宙人生观勃兴。这种思想，先后经过了休谟、康德、达尔文等学说的影响，复日趋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洪流。现代人对于上帝的统治、上帝的启示，种种观念，益复格格不入，难于信受；认为宇宙的实在，仅为「自然」的产物，而所谓人类，亦只是「动物之一种。」自笛卡儿到杜威，整个哲学思潮，可说乃是从「超自然主义」（Super Naturalism），沦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之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中尝指出：「降及近世，哲学日趋世俗化，不仅脱离了宗教，而且还肆意讥评宗教。近代哲学的精神，乃是以人为至上，除了人以外，没有更高的评判知识的标准。他们高抬人知，自立『人极』；但其结果，只是降低了知识论的水准，对于宇宙人类的究竟，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人云亦云，卑无高论，陷于窠臼，毫无创见。」

事实上，近代哲学实较科学更为敌视圣道。自本世纪以来，所有重要哲学家，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如葛罗奇（Benedetto Croce），如杜威（John Dewey）等等，都是强烈的无神论者。杜威认为「超自然主义」，乃为近代文明进步最大的障碍。德国实存主义哲学家海德格氏（Martin Heidegger），甚至歌颂尼采、马克思的无神论，认为足以涤除拜偶像的思想。殊不知尼马二氏的哲学，反而造成了希特勒、斯大林等新偶像！海氏的得意门生，法国实存主义者萨德尔氏（Jean Paul Sartre）更趋极端，竟说为求贯彻个人的自由，便要宣告上帝的死刑！一九五一年《纽约时报》（N. Y. Times）发表他们研究的报告，略微详细查考本世纪一百部重要哲学名著，其中基督徒不及八人，而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强烈反对基督圣道！

从另一面看，人类悖逆上帝，不信圣道的结果，卒令人文主义的文化没落解体，世界各国的情势，每况愈下，日趋恶化。近代哲学家，失望悲观之余，又在酝酿一种思想转变的运动。例如，在一九三○年前，寇克迦氏（Soren Aabye Kierkegaard l813－1855）乃被称为「丹麦疯子」（Mad Dane）；但是在这三十余年以来，寇氏几乎变成了一位时代的宠儿；他的思想在哲学界，甚至在神学界，都有感人的魔力。近代人因为对于天真的乐观主义以及浮浅的理性主义怀疑失望，于是趋向一种悲观主义。这乃是对于启蒙运动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反动；以及对于人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怀疑。他们开始憬悟，人类智慧，不是俱足；科学技术，亦非万能；而宇宙人生的真理，尤非人智所能穷其究极。这种废然而返的态度，本来可以因势利导，促其悔改，皈依救主，信奉真神；惟是属血气的自然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林前二14），尤以人类本性受原罪的侵蚀，已经败坏，不但「故意不认识上帝」（罗一28），而且还敌对上帝，不信上帝的启示，遂流为一种极端浪漫自由的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这乃是一种虚无的思想，敌视上帝的假宗教。诚如经云：「这些人是无水的井」（彼后二17），虽曰陈义高深，却无生命活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彼后二19）！而且这种所谓转变，究其实际，乃是换汤不换药，仍是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桎梏。因为实存主义者，虽是极力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但是他们仍是极力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萨德尔氏甚且因此要宣告上帝的死刑，这显然乃以人为本位，人为至上，因此还是落入他们所反对的人文主义的陷阱！

于此，我们好像看到一幅有趣的图画，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根本偏差，好比狂欢节中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轮盘游戏，转来转去，终是那一套。他们既悖离真神，不信真道；崇拜自我，自立人极；整个哲学的历史，虽似千变万化，推陈出新；其实乃是不脱窠臼，循环往复，徘徊傍徨；且复过犹不及，「扶得东来西又倒」（朱晦庵语），充分表露其惶惑不安之感。然则，他们自己既悖乎圣道，陷于「惶惑」，无以自拔，复何望其能指示人类共由之达道。

亚理斯多德尝说：无论吾人爱好哲学与否，事实上都不能不讲哲学。广义的说，哲学乃是人类在考察宇宙人生问题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思想形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乃在其对人生的目的和命运，有一种感觉，一种想法；一个人如浑浑噩噩，仅求温饱，毫无思想，便与禽兽无异。所以，最广义的说，凡属人类，都是哲学家。

但是，哲学有真伪。哲学和科学不同。照史宾塞（H. Spencer）的说法，科学为部分的系统知识，而哲学则为整全的系统知识。宇宙万象，绝不是独立的，不是单独为其本身而存在，而乃超越其本身，和整个宇宙及其他事物有息息相通、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且须照创造宇宙万物之造物主的旨意而存在。于是哲学家的任务和科学家不同，当追溯宇宙万物之根源和目的——那便是创造万有的上帝。故真正的哲学，又必是基督教哲学，乃是以上帝为起点；而宇宙万事，乃是以上帝为依归的整体。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6）。

于此，可知哲学真伪之判别，乃是决定于其起点与立场。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 C. 250 B.C.）尝说：「只要给我一个立场，我便能移转乾坤。」（"Give me a fixed point, and I will move the earth."）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类最大的悲剧，乃在始祖一念之差，随从了魔鬼的哲学，以为摘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便能「如上帝」「有智慧」（创三4－6）。这乃是非基督教「内在哲学」（Immanent Philosophy）的根源。而基督教哲学的起点，乃在我们敬畏上帝的心灵深处。经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九10）「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四23）我们和神的关系——敬爱他，还是悖逆他，乃是决于一心。始祖的犯罪，人类的堕落，乃在违犯上帝的诫命，相信魔鬼的宣传；而我们得救重生，亦端赖圣灵使人心意更新，使人心转离悖逆上帝的道路，皈向基督，与神和好，与神性有份。人心不能中立，它若悖逆不信，便不能重生更新。我们若不决心皈依救主，作新的被拣选的族类，属上帝的子民，必沉沦于旧的灭亡的世界。故基督教哲学的起点，乃在一个悔改皈依而重生更新的心。唯有这个心，才能接受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反之，非基督教的「内在哲学」的起点，乃是在一个背道不信的心，它乃无份于神性、无份于基督，对于上帝的启示，福音的真道，蔑视厌弃，深闭固拒；而唯「神化自我」，在被造物中找寻安息，自我陶醉。「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一21－22）非基督教哲学虽有各种不同的学派，但它们都是建立在歪曲的宇宙观上，神化被造的现象，甚至否认宇宙和上帝的关系；于是根本不能认识造化的本源、窥测真理的整全。他们的起点，既不在上帝和基督；他们的目标，乃在求人的荣耀和主权。特别自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以后，他们迷信理性，谓人乃有其「无限之完全性」（Infinite Perfectibility）；又复崇拜科学，以为人定胜天，可以主宰世界。此种离神背道的思想，遂使人类文化成为无根之木、「瓶中之花」，降及今日，遂呈没落解体、分崩离折之险象，复使人类面临空前未有之危机。此非吾人之苛论，即非基督教的学者，如十八世纪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早已有先见之明，为文痛诋。甚至一生反对宗教、迷信科学的箫伯纳（Bernard Shaw），亦承认科学破产，正在导演人类自杀的悲剧。

夫本立而道生；失诸毫厘，谬以千里。非基督教的「内在哲学」之起点与立场，既在人而不在神；不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哲学）的开端」；自不能超越凡俗的境界。它要自立「人极」，以「人为万事的尺度」；它所从人找到的亮光，不是真光，乃是假光，自不能对宇宙人生问题作正确究极的解答；它妄想「神化被造物」，却不能认识造物主。由是可见「内在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起点既各不同，本质亦复异趣，两者根本没有妥协合流的余地。征诸史实，自来所有这种妥协合流的企图，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在初期教会，便有游斯丁（Justin Martyr）想和斯多噶派（Stoics）妥协；后来俄利根（Origen）、居伯良（Cyprian）又想和新柏拉图派调和。到了中世纪时代，这种合流的企图益趋强化，经院学派想谋天启和人智的调和，要用哲学的理论，证明教会的信仰和人间的悟性并不冲突，这乃助长了后来人文主义的气焰。到了改教运动，始把基督教哲学和「内在哲学」的界线，加以划分。前者乃本诸神的启示，以圣道为圭臬；后者乃出自人的经验，以理性为权威；二者不能有妥协的可能。马丁路德，乃袭渥肯（William Occam）之说，仅就「自然」（Nature）与「恩典」（Grace），理性与信仰，加以判别，尚未彻底。加尔文则强调主耶稣有统驭万事的权能，他的旨意乃掌管人类全面的生活与思想；复以圣经为神的道，人类科学思想当完全以圣经为基准，这才奠定了基督教哲学的根基。不幸，到了笛卡儿——所谓近代哲学之父，他乃崇尚理性，菲薄神学；力排传统的旧说，谓一切学问，起自怀疑；真正知识，须从自我理性中求之；人乃主权者，须摆脱神学思想的束缚。以后号称新神学鼻祖的施莱马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又想证明真正科学哲学的道理，可与基督教神学和真正宗教，互相协调，并行不悖。但结果他那一套牵强附会的理论，却遭到当时德国学者一致的攻击。一方面，正统派神学家攻击施氏妄以哲学取代基督教的真理。一方面，哲学家也讥讽他既不忠于哲学，也不忠于他的宗教。甚至敬仰他的史脱劳司氏（D. F. Strauss），也攻击施氏，说他初则把哲学出卖给神学，继则把神学出卖给哲学。可惜今之新派学者，不知引为鉴戒，仍蹈施氏覆辙，且复变本加厉，自丧信守，自毁立场，不惜使基督圣道和凡俗宗教哲学乃至异端邪说相妥协，美其名曰适应时代的需要。

语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民族的灾祸，世界的动乱，往往仅起因于少数人的哲学思想。盖思想之为物，虽视之无形，却有一种潜在的磅礴伟大的力量。惟世人之误，以为哲学即真理，不知「敬畏耶和华，是知慧的开端」；而信徒之病，却又「因噎废食」，仅知圣经非哲学，而不知运用圣经，作为上帝引导我们思维的指南针。圣经固非哲学的体系、玄学的空想，但我们却应把上帝启示的真理，加以系统的阐发，使世人得蒙光照，从光见光（诗三六9），真正认识宇宙人生的奥秘和创造万有的真主。

人类现正面临一个空前动乱的蜕变时代，不但政治社会的体制在起剧烈的革命，而哲学宗教等思想也发生重大的转变。我们当兹末世，深知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挪去」；而我们却「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来一二26－28），允宜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一面运用「圣灵的宝剑」，打击「陷害人的异端」；一面则以「天国的钥匙」，打开真理的宝库。质言之，我们当以改造哲学、唤醒那些被异端邪说所「陷害」、被世俗哲学所「掳去」的世人，为我们当仁不让、急不容缓的神圣使命。

世俗的「内在哲学」都以人为本位，在朝着毁灭的道路发展；无论其宗派如何分殊，却是五十步与百步，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诚如陶恕博士（Dr. A. W. Tozer）说：「一个走在错路上的人，虽能扶起那些跌倒在路旁的人，但却不能引他们走上正轨，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迷失了正路。必定要从另一个方向的人去提醒他们，指示他们的迷津，纠正他们的错误，引导他们走新的道路。」易言之，必须先把世俗的哲学加以根本的改造，才能复兴万事，使世界人类迷途知返，有更生的希望。耶利米先知在异象中听到上帝对他启示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一10）人类文化哲学的病症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必须先「破」，而后能「立」。愿我们都能蒙神光照，看到这个异象，听到神的呼召，重建新的属天的神本哲学，不再以人的理智经验为本位，而以上帝最高的终极目标为指归。

「穷则变，变则通」；可惜世人仅有变的呼求，而不求变的正道；以是变来变去，不但不得出路，而反「变本加厉」。现代人类，目击世变，痛感时弊，灵性饥荒，急不暇择，于是各种主义学说、异端邪说，最易投其所好，使其迷惑。诚如经云：属血气的自然人，既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参林前二14），于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弗四14），并被「人用他的理学（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二8）！现在西方人追求东方的哲学，东方人盲从西方的学说；其实无论东方西方，根本毫无轩轾；都像盲人瞎马，一同面临悬崖绝壁，终必同归于尽！所以今日人类的救法，不是在人的哲学，而是需要另一种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罗一一36）、以神为本位的基督教哲学，这才能穷宇宙人生的真源，使人类问题得到根本的解答。主耶稣基督降世，「乃是从上帝那里，带给世人一种哲学，又要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教会学者，每每怕谈「哲学」；此种态度，实为投鼠忌器，因噎废食。圣经固非哲学，但圣经学者叨雷博士（Dr. A. A. Torrey）说：「仅仅死读圣经，未必通晓圣经；哲学的研究，对于圣道的阐扬，也有重大的帮助。」神学家柏可富博士（L. Berkhof）也说：「圣经本身，乃是历史的，并没有对教义，作系统的叙述，我们不可完全漠视哲学的理论，而须用科学的方式对上帝的启示与思想，加以阐释，俾世人易于了悟与领受。」所以我们不怕哲学，只要能分辨哲学的真伪——是人的哲学，抑为神的哲学。

人的哲学，未得上帝启示的亮光，无从认识宇宙的本真，故非真的哲学。爱因斯坦（Einstein）在他快要逝世之前，曾表示他的伤感说：「我觉得我乃是一个被捆锁的人。我每当快要把握宇宙的实在的时候，它便消逝不见。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恨不得能从我偏狭的知识的桎梏中得到解放，好让我认识宇宙的奥秘。」世俗的学者都在这种桎梏之内，所以无由获得启示的亮光，仅能凭自己的理性，探索宇宙的奥秘。这乃仿佛被囚在暗室中的人，揣摩巨象，摸到象鼻的，便以象是一个大管；摸到象耳的，便以象是一把扇子；摸到象腿的，便以象是一根柱子；摸到象背的，便以象是一个宝座。哲学思想，宗派分殊，入主出奴，好同恶异；其实都是未见其全，各执一是，正似在暗室中摸象的人一样。尤有进者，退一万步言，藉曰能窥其整全，亦仍难窥其究竟。盖宇宙人生的奥秘，初不限于今世，而尤在无限的永恒。照人的看法，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在神的眼中，则「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后三8）；一切都是「现在」。「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3－36）「内在哲学」，昧于此义，于是根本偏差，错误百出。其一为起点的错误，舍本逐末，张冠李戴；不知万有之源，乃在神而不在人。其二为境界的错误，或则井蛙窥天，未知其全；或则但顾目前，不知永恒。其三是方向的错误，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背道而驰，莫知所归；卒呈分崩离析之象！目前有识学者，仅知以文明解体警告世人，殊不能彻悟文明所以解体的症结，乃在哲学的偏差。真正的哲学，不是以人为本位，不能崇尚理性与经验；而应从人的理性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超脱凡俗，以神为本，以上帝最高的目标为指归。

故哲学的改造，首乃决于观点的改变——从人本位至神本位。保罗也认为这个观点至关重要，所以他在致歌罗西人书首章为他们祷告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从上帝的观点，认识万有。」但是，这种观点的改变，不是出诸人的理论和幻想，而乃本乎神的恩典及其奇妙的作为。质言之，此必由上帝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把世人从失丧的地位救拔出来，使其进入一种新的人生的地位与境界，这才能使其得到一个新的中心、新的观点和新的认识，从而使万事更新。诚以失丧的人类，属于血气，未受圣灵更新，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林前二14）；又以受了罪恶权势的侵蚀，陷于老我的桎梏，仅知以「人为万事的尺度」，从而构成了一种错误的、歪曲的宇宙人生观，遂使这世界呈现矛盾冲突、文化解体的现象。世人必须在基督里，才能离此桎梏，成为新人（林后五17），获得新的哲学的观点；庶不致「再凭人的观点——用自然主义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人」；同时，不再以自我为万事的中心，徒然作茧自缚，从而彻悟「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林后五18），都以上帝最高的旨意为依归。以往旧的观点，人的哲学，弄瞎了人的心眼，使世人看不到神的道路。现在上帝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藉着他的救赎工作，不仅使我们能改造旧的观念、旧的哲学，而复使我们披戴基督，穿上新人，得到一个新的哲学、神的哲学，从而认识生命之道；而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又使我们与神性有份，和他发生新的关系；而我们的人生也有新的意义、新的方式、新的目标和新的使命。

这种哲学的改造，既非出诸人的思想与努力，而乃本乎神的恩典与救赎；故这种哲学改造的果效，绝不是我们仅仅得到一些新的概念和道理；而乃是藉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整个生命有彻底的改变；乃是我们整个人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领域和新的世界。人类在伊甸园里，有两种树：一为生命树，一为分别善恶树。这乃代表两种哲学和两种道路。人类对此两种道路与哲学，不能中立，必须选择。人类本可随意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得到上帝的生命，承受上帝无限丰盛的恩典，达成上帝最高的心愿。但不幸人类的始祖却是中了魔鬼的计谋，随从魔鬼的哲学，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想使「眼睛明亮」，「能有智慧」，「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企图满足其自我的野心；因此人类便和神的生命分离，失去了上帝无限丰盛的恩典，而且对神死了。但神爱世人，为要挽救人类这种莫大的厄运，便差遣主耶稣基督降世，这便是道成肉身，上帝在肉身显现，好叫在老亚当里死了的人，可以因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得着一种新的生命；不再是老亚当在里面活，而乃是基督在里面活（加二20）。这不是仅仅生命外表的「改变」（Change），而乃是「老亚当」和「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易位」（Exchange）。这一个「易位」，乃是两种道路、两种哲学的抉择。这种哲学「不是世上的哲学，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哲学」，而「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哲学，就是上帝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开悟归正的。这种哲学，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乃「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完全的哲学，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一同承受新的生命，进入新的世界，完成新的使命。

柏拉图曾设一个比喻，说：「有一群困在暗无天日的山洞里的囚犯，手足都被捆锁，颈上戴了桎梏，行动既无自由，所见亦殊模糊，只能凭其猜测，妄加指称。后来有一个囚犯，得蒙开释，重见天日，确实看到各种实物本体之真像，始知以往的猜测，都属错误，便去告诉那些在黑暗中的囚犯。但那些囚犯，非但不信，还和他争辩。」柏拉图这个比喻，正足说明那些不信基督，不见真光，没有重生得救的世人之景况。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既对真理模糊不清，且复执持偏见，以伪乱真，这正同那些在暗无天日中的囚犯，同样可悲。

哲学并不是真理，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80-500 B.C.），虽被其门徒奉若神明，但毕氏仅自称为「爱智者」，并谓「智慧乃属上帝，并非属人」。奥古斯丁复认为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之创始者柏落第（Plotinus），都想用自我神化的方法，寻求上帝，乃为绝不可能之事。「因为人乃被造之物，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始能和神性有份。人既非神，真理亦既属神，自不能从人求得真理。」人既非自有永有，一个本来「没有」、「终必归于无有」的人，想单靠人的理性去了解超越的「自有永有」的上帝，这乃是一种绝不可能的妄想，亦为「内在哲学家」所以心劳日拙、终归虚空的悲哀。有人以哲学家比诸一位想在一间根本没有猫在里面的暗室中捉猫的人，实属简明确当。又据卡夫卡（Kafka）寓言，谓有一人，独行旷野，偶见大厦，入内参观，发现一人在澡盆钓鱼。审视久之，因向进言：「盆既无鱼，终日垂钓，岂非徒劳！」其人慢声应曰：「余亦知之。」此人明知无鱼，但仍垂钓自若。此亦正足表明世俗学者，执迷不悟，自我陶醉之情态！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格氏（Pascal）初亦想从科学哲学探求人生奥秘，卒陷非常烦闷痛苦的境界，乃废然而返，研读圣经；果于某夕看到神的荣光，像摩西所见之火焰，充满其室，并得神启示，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

诚以宇宙本身，已是伟大奇妙，非人智所能窥测，则我们对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自更无法了悟。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三12）「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一一33；并参阅伯一一7）「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了面对面看到「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一三8－12）。史宾塞（H. Spencer）亦尝说：「我们的心智和思想都是有限的，绝对不能对那位超乎一切限制者，来加以概念的说明。」可见科学哲学实不能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所以基督教非科学非哲学，而乃为神的启示，而有其独特的宇宙观。主耶稣所讲关于上帝的道理，绝非文学的空谈，所以不用「无限者」（Infinite），「绝对者」（Absolute），「第一因」（First Cause），「超绝者」（Unconditioned）那些陈腐的玄学名词。这些玄学名词，乃是本节上文柏拉图比喻中那些在岩洞里的囚犯，在暗无天日中所揣摩的暗影，而非其所指的本体的真像。甚至谢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也说，基督教并非空洞的学说，乃为客观的事实。基督教最主要的内容与实质，乃为基督，非在空洞的理论，乃在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这乃是基督教所以异乎一般宗教和哲学的特点。基督教的宇宙观，其中心乃在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这一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他乃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一3）他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5－17）所以渥尔博士（James Orr）说，主耶稣基督乃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也是哲学的中心。又谓：如果承认他是宇宙的中心，便能引导人类向上（Upward Movement），有正确的上帝观，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和上帝（约二○28），从而真正明白上帝的启示。因为主耶稣也曾明言：「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约一四1）但是，如果不信主耶稣，或虽信却又不信他完全的神性，则其境界，必每况愈下，日趋沉沦（Downward  Movement）。从一种「凡人论」（Humanitarianism），或「不可知论」流为「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例如伏尔泰（Voltaire），他不信耶稣，所以他晚年非常悲观，对人生亦无兴趣，认为这个世界只是充满了尸体，并怨叹他生在世上。而当他临死之时，看到黑暗迎面压身，便战栗惊恐，凄惨哀呼：「可怕啊，可怕啊！上帝拯救我，怜悯我！主耶稣基督拯救我，怜悯我！」雷南（Renan）虽信基督，但却否认基督之神性，思想也流于悲观，尝谓「我的知识尽管增加，但是我对人类前途愈觉没有希望。」又如尼采（Nietzsche）迷信权力意志，斥基督教为奴才哲学，甚至以基督教的道德观，乃是一切虚伪之最恶劣的表现，乃是人间的妖魔，人类堕落的厉阶。尼氏不到三十岁，即神经失常，时患剧烈的头痛症；一八七九年（三十五岁）以后，便离群索居；其所著书，语多狂妄；神经变态，卒乃不治身死。凡此俱足为不信者之殷鉴！而今之哲人，尤当深思反省，知所悔悟。

第一，应当悔悟——「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林前一26-27）智慧人所以不蒙拣选，其一，乃是因为智慧人自作聪明，其实没有智慧；他们不能超脱窠臼，自拔庸俗，不能有超凡的境界，柏拉图没有智慧，因为他不能识透斯巴达制度的缺陷，乃反以之为其理想国之楷模。亚理斯多德没有智慧，因他不知奴隶制度之违反人性，而却为之辩护。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家，都没有智慧，因为他们都是以人为本，只是为人立言；不能打破自我的桎梏，脱离败坏的辖制，享受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八21）。其二，智慧人所以不被拣选，乃是因为他们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救主。一方面，他们妄自尊大，予智自雄，自比神明；以为知识即权力，理知即真理。不知人虽能用其理知创造文化，却也能由其理知毁灭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妄自菲薄，以为在伟大的宇宙中，仅沧海之一栗。而不知基督教的精义，乃在主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奥秘的联合，及其与信徒之合而为一。人类一方面固是腐败堕落，为神所弃；一方面却又能因信称义，作神儿女。巴斯格（Pascal）说，这两个真理，乃是同样重要，不可顾此失彼。世上的智慧人、哲学家，往往知其一面不知其二，所以或则自以为神，妄想自建地上天国，不认识自己的败坏；或则不信有神，以为人类毫无盼望，而不知有救主。基督教的妙谛，乃在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林前一25）；他「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一一25）此则非「虚怀若谷」、「大智若愚」的人，不能了悟。

第二，应当悔悟——「上帝也拣选了……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林前一28）每一派哲学家，都抱其天真的幻想，例如黑格尔、孔德、马克思……都以为他们自己的道理，乃是绝对高明，至真至善。他们不但「文人相轻」，否定其他各家之言；而且还想与神斗智，以自己有限的理性，限制上帝无限的智慧与权能；结果，井蛙窥天，他们的理性变成了他自己狂傲的奴隶。更可怜的，哲学家明明存着天真的幻想，而却陷于幻想而不自知，以为只有他自己的学说，高人一筹，绝非幻想，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不惑；殊不知道这才是最大的幻想。上文所述爱因斯坦之言，他虽自叹其不能摆脱他自己理性的桎梏；但却终未悔悟，只有神的真理，才能使我们得自由（约八32）。人类的知识乃是有限的，「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一三8－12）。到了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那有的」便要被「废掉」，归于虚幻。我们当大彻大悟，丢弃「那有的」，完全倒空自己，成为那「无有」的，才能蒙神拣选，承受圣道，无有而无不有，在他的「真理」内得到释放；始能超脱陷阱，不作井蛙，而能见其大而窥其全。这乃是「正等觉」、真智慧、真哲学。

第三，应当悔悟——世俗学者，「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上帝的义了。」（罗一21－22，一○2－3）平心而论，世俗的哲学家，对于宗教和上帝的事，未尝没有「热心」。但是他们却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乃在「椽木求鱼」，依靠自我的理性，反对权威的信仰。这乃是一种「理性的人文主义」。结果他们所求得的所谓「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万物、自有永有、全智全能的上帝，而乃是「理性的上帝」（God of Reason），或是一种被造的「自然」（Nature）。这种哲理最能投合属血气的自然人，因为他们「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例如孔德，认为人类乃有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精神力量，可使人类社会团结一致、相亲相爱，此即所谓人道的宗教。又如杜威，更以为超自然的宗教，乃是社会文化进步发展最大的障碍，而各教派的道理，更使人类分成彼此敌视的阵营。所以他反对权威的信仰，而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以期泯除畛域，造成「共信」（Common Faith）。这些天真的想法，诚如保罗所说，虽是大有「热心」，但非「按着真知识」。他们妄想以人的理性来代替上帝，殊不知人的理性乃是各是其是，不可能有统一的内容，绝难形成共同的信仰。他们更不知人类乃是被造物，总不免其缺陷，他们的知识乃是「有限的」，不是「那完全的」，「终必归于无有」；而他们的义，也「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他们虽反对圣经权威的信仰，却造成自己的权威，反而变为一种自负自义、更趋偏激的狂热（Fanaticism）；妄想「神化自我」，建立「地上天国」；否认真神，自造偶像；这乃是一种假的宗教，偶像崇拜；这不是「真知识」，乃是「假哲学」！

我们研究人类历史，可得一个最严重而为一般史家所忽视的特征，便是人类之背离真神，和宗教信仰的堕落——从原始的一神信仰，退化堕落，变为多神乃至邪灵的迷信。这从埃及、亚述、伊朗、希伯来、巴比伦、腓尼基、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的古史中，都可得到充分的证据。

惜一般趋时骛新的学者，惑于「进化论」的谬说，以为人类的宗教信仰也是进化的。这种理论，不仅似是而非，而且会诱惑世人落入新奇的异端、灭亡的歧途。因为根据考古学家、人种学家、以及神学家深入研究的结果，都足证明宗教进化论实乃缺乏史实的根据，乃是一种浅薄皮相的臆说。

关于这点，维也纳大学原始人种学、语文学教授史密德博士（Dr. Wilhelm Schmidi）曾作极精深的研究。他曾在其巨著《上帝观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Gottesidee）中，证明原始民族已有上帝的信仰。他尝说：「博考世界各种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如原始的非洲勃希曼人（Bushmen）、毕格米人（Pygmy）和澳洲东南部的古林族（Kulin）和游英族（Yuin）；北美洲的原始民族，以及北极的低级文化民族，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有崇拜独一至高神的特质。」史氏又说：「在三个北美洲最古的原始民族中，他们都是先有独一上帝的信仰，以后才有拜物主义、精灵崇拜、图腾主义以及鬼怪迷信。」

史氏之说，并非一己之偏见，乃是广征博引客观研究的结论；综计有十六位著名人种学家的研究报告，都和史氏有同样的意见。质言之，自古迄今，世界各处，客观的史实与事象，都是支持史氏学说的有力证据。

复次，德国神学家艾勃拉氏（J. H. A. Ebrard），在其所著两大卷的《辩道学》（Apologetics）中，曾对世界一切开化和半开化民族的历史，作极详密的考证，强调：人类的宗教信仰绝非上进的，乃是堕落的。还有许多宗教学家，如威廉马丁（Dr. William A. P. Martin），如开洛格（S. H. Kellogg），如乔尔奇（E. J. Jurji），以及专治东方文化宗教的权威学者慕勒（Max Muller）、李雅各（James Legge），和威廉爵士（Sir M. Monier-William），都是心同此理，不谋而合。

从印度的历史来看，我们追溯他们四千年悠久的史程，他们的宗教信仰，愈古愈是比较纯朴。他们最初也是信仰一神。麦克唐纳氏（A. A. MacDonell）在其所著《梵语文学》（Sanskrit Literature）中说：「最初印度的吠陀文学，有浓厚的一神信仰色彩。」按印度教乃自吠陀教脱胎而来。吠陀（Veda）一字，其语源乃为英文之Wit和Wisdom；德文之Wissen；意云「智慧」，我国译作「智论」。吠陀经文，共有四种，初为黎俱吠陀（Rig-Veda），为雅利安人之赞美诗词，信仰比较纯正；二为萨磨吠陀（Soma Veda），作歌咏之用；三为夜幽吠陀（Yaju Veda），专为祭祀之用，渐重仪文之末；四为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乃为一种消灾降福的符咒，初流行于下层社会，为愚夫愚妇所信，以后竟盛行于王室士大夫之间。据威廉爵士说：「印度民族的宗教信仰，乃是退化的，堕落的；事实上，所谓印度教，现已成为一种鬼魔学（Demonology），百分之九十的教徒，都是迷信鬼魔。」

从埃及的历史来证明，亦是最初有一神信仰，以后变为多神信仰。于此，著名学者，如Brugsch, Blum Ernest，Renouf和Rouge，均有同样见解。其中如雷诺夫（Renouf）氏说：「埃及宗教历史的过程，并非进化的，进步的；乃是退化的，堕落的；埃及纯仆的宗教信仰，乃在其远古的时代。」

再从底格里斯（Tigris）和幼发拉底（Euphrates）两大河流域一带的原始民族的历史来看，结论仍是相同。如翁斯德（A. T. Olmstead）在其所著《亚述史》（History of Assyria）说：在最古的苏美尔人（Sumerian）时代，他们崇拜阿晓神（Ashur，著者按：此乃亚述古都名，亦为神名），乃是一神信仰。牛津大学亚述史教授兰敦博士（Dr. Langddon）说：「无论苏美尔族和闪族的宗教，都是先有一神信仰，后才趋于堕落，有多神和邪灵的崇拜。」

一九二六年费尔特博物院和牛津大学（Field Museum and Oxford University）合组之探险队挖掘巴比伦东北二十五英哩之杰姆德那塞（Jamdef Nasr），知为一个洪水以前的古城，约在主前三五○○年毁于火，兰敦博士在此发现最古的象形文字的古碑，显示人类原始的一神信仰。

又据毕德里爵士（Sir Flinder Petrie）说：在希腊、中国，也有原始的一神信仰。最近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也宣告，许多原始民族都普遍地相信一位至高的神。例如，赛斯氏（Sayce）在一八九八年宣布，他已在大英博物院中的三片古代泥版上，发现了汉莫拉比（Hamurabi）时代的文字，写着「耶和华是神」。克莱氏（A. T. Clay）发现在主前一五○○年时尼浦耳的泥版上，写有「耶和华是造物主」的字样。拉珊拉（Ras Shamra）的泥版上，也记着腓尼基人有一位「爱尔」（El, 即耶和华）神，乃为他们所崇拜的最高之神。

基于以上所述，所谓宗教进化论，乃是不合科学、不合史实的幻想。据圣经记载，自塞特生了以挪士（亚当之孙），那时候的人已求告耶和华的名（创四26）。挪亚时代，人类败坏，曾遭洪水毁灭（创六至八章）。其后以色列人敬拜邪神，又叠遭灾祸（参看士师记、列王纪。另详拙著《旧约新论》）。据社会学权威学者苏鲁根氏（P. A. Sorokin）研究，人类最初是接近上帝的，后因自负自义，逐渐与神疏远；降及近世，每况愈下，沉迷物欲，心为形役；完全流为肉体的感觉，以致道德精神大为堕落。今日人类之危机，其根源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所以，真正的启示宗教，乃是敬拜独一至高的真神；一切外邦宗教，乃是人类背离真神和灵性退化堕落的表现。以是，使徒保罗曾痛加针砭，指陈人类背离真神、崇拜偶像、转向邪恶、堕落退化的趋势（参阅罗一20－32）。现代许多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的研究考证，对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至三十二节这一段圣经的真理，提供了许多事实的明证；而我们回顾我们中国民族的历史，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

中国民族乃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民族，在世界文化史的地位上，我们便是三个文化中心之柱石；而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本来就有一种比较纯朴的一神宗教思想。（所谓纯朴，乃和以后堕落的宗教思想比较而言。读者请阅下文及本章附录。）据考古学者研究，从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县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来证明，中外学者均一致承认：中国民族最初便有「昭事上帝」的宗教信仰。例如，约翰罗斯氏（John  Ross）说：「中国民族的上帝观，渊源甚古；我们几乎可说，在最古的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页即可见到上帝的名词。」中国先民，早就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主宰万物、赏善罚恶、聪明正直的「上帝」之存在，并敬畏而崇拜之。 

中国民族这种敬畏上帝的宗教思想，第一，可以证诸上文所述的几百万片甲骨的卜辞；其次可以证诸各种权威的古籍。兹谨略叙其要如后：

 1．《书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上帝不常，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
   「夏氏多罪，天命亟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天叙有功，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

2．《诗经》——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临汝，无贰尔心，」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3．《诗大雅》——「上帝监察四方，求民之莫。」

4．《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5．《论语》——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6．《中庸》——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7．《左传》——
   「夫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
   「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者必有大咎！」
   「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8．《吕氏春秋》——「昔者，殷汤克夏，王天下五年不雨，汤王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割其瓜，自以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雨大至，人皆悦之。」

9. 《史记》——「天者，人之始也。」

此外，尚有道家的「顺天」，墨家之「尊天」思想，如谓「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篇幅所限，未克俱引。

但是，从严格的神学观点来说，先秦的天道观和上帝观，只是得之「普通启示」（General Revelation），而非真神的「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凭普通启示，仅能对上帝有若干模糊的知识，却不能对一位全善全爱、全知全能、至尊至圣、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有正确无误的认识。所以，这种原始的天道观和上帝观，以后便日趋变质。上焉者，成为一种空幻虚无的泛神论（Pantheism），或理神论（Deism或称超神论）。下焉者，便流为一种迷信邪灵、崇拜偶像的低级宗教观念和神秘思想。民德堕落，民族衰微，此实厉阶。

孔子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一生柄柄皇皇，致力「率性」、「修道」的工夫，学者牵强附会，竟把他和新约圣经里的施浸约翰来互相比拟。其实孔子未闻天道之奥秘，他和施浸约翰，究未可相提并论，施浸约翰在犹太旷野传道，高呼：「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三2－3）他的使命，乃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孔子高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和施浸约翰「修直主道」的精神，却是完全异趣，未可相提并论。因为孔子行道，乃是「人道」，并非「天道」。孔教只是「世上的小学」（西二8）；而施浸约翰乃是「为光作见证」（约一8）。所以，施浸约翰在传道的时候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可一7－8）又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27－36）但孔子因为没有认识基督，绝不能了悟此中的奥秘。

平心论之，孔子一生渴慕真道，而且对于生命的意义，确乎有深切的体认；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一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率性」、「修道」、崇道、弘道的精神，尤值敬仰。但孔子一生所传的道，究竟是什么呢？照他自己门徒的诠泽，只是「忠恕而已矣」。他一生周游列国，传道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只是「吾道不行」，废然而返。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太一一11）孔子虽被尊为「至圣先师」，甚至称为「万世师表」；但这乃是从人来的荣耀，他究竟「不是从天上来的」；「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约三31）所以，孔子的道理——所谓「孔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Humanism），仅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Anthropocentric），而非以神为中心的伦理系统；质言之，只是「人道」，不是「天道」。他一生追求渴慕、率性修道的结果，仅仅止于「属人的」、「属地的」境界；所谓「性与天道」，照其自己的门徒说，却是「不可得而闻」，完全茫然。这固是孔子终身的遗憾，也是我们中国民族莫大的不幸。

然则，「夫子之性与天道」，为什么「不可得而闻」呢？因为「性与天道」，「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林前二6－11）主耶稣曾对一位以色列有才有学、有德有望的尼哥底母说（按：这正就是主对我国乃至普天下一切自鸣有才有学、有德有望的千千万万的「尼哥底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约三12－13）施浸约翰说：「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约三31－32）

于此，我们认为老子的见解，较诸孔子，倒胜一筹，他颇有自知之明，老实承认：「道可道，非常道」；并斥孔子之道，过于庸俗，曾当面教训孔子说：「大道废，无仁义。」「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并作「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激论。（参《道德经》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按老子此语，乃为对今日一切自负自义的人文主义者的当头棒喝！）孔子亦自愧不如，仰佩老子，几把他捧到天上，曾对其门徒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是可证孔子对道领悟的境界，是如何的平凡庸俗。所以，孔子一生，虽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谋道决心，虽有「率性」、「修道」、弘道的大愿，但是他的时代，毕竟与施浸约翰不同，他却未遇见基督耶稣——即那位「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7），「太初与上帝同在。……生命在他里头」（约一21），「承受万有……创造诸世界。……托住万有」（来一2－3），「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约三13），自不能听到生命之主从天上所见所闻的生命之道；即一切从前许多君王先知和义人想见而未见，想闻而未闻的（太一三17；路一○24）救世真道。因此，不仅孔子因未闻真道，而不得「永生」，我们中华民族也没有得着生命和复兴的力量。而儒家所追慕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主耶稣举目望天，为属他的子民向天父祷告时所说的「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约一七23）的境界，却始终落得一个「水底捞月」似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自汉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的理学家，都以承继道统、恢宏圣道为己任。他们都异曲同工的藉着「天」和「太极」等概念，来阐发宇宙的奥秘、人生的大道。例如：  

1．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

2．张横渠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氏以天地比父母，世人为天地之子女；人之体质理性，均由天赋，故均为同胞；只以气质不同，有清浊之分。

3．周敦颐著《太极图》及《通书》，以太极为宇宙创造者。氏说：「一动生阳，一静生阴」，「阴阳变合，生水火金土」，而生万物。万物之性之理，均本「太极」。

4．程明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姻媪，万物化生。」氏以「气」为「乾元」，为宇宙本体。体气分阴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又以交感有偏正；正为人类，偏成万物。

5．程伊川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各具一例，万理同出一源。」氏以宇宙成因，不外「理」、「气」。理，行而上，为内在的；气，行而下，乃外在的。惟氏又以为「心即性，性即理，理即道，道即心」，实出一源。故只须尽心，即能达「人天合一」之境。

6．陆象山：则以太极为万化之根本，就宇宙言，乃「天下之大本」；就人言，则为人类之「本心」。

7．朱熹：亦谓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为形而上之「道」，生物之「体」；「气」为行而下之「器」，乃生物之「用」。理为发动万物之原始动力；气则仅为太极造物之工具。氏谓：「太极只是一个理学，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朱复说：「风起见雨，震雷闪电，花生花结，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

8．邵康节说：「万物生于天地，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即是吾心。」

查儒家以万物始于大一，即太一，即元气。《广雅》云：「太初，气之始也，」《易系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五经通义》说：「天神之大者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亦即太一。」是则所谓「大一」、「太一」、「元气」、「太极」，实即「昊天上帝」之别名。儒家这种天道观和上帝观，显然是一种玄学的空想——把一位全善全爱、全知全能、至尊至圣、永有永生的真神，变成学者「昏暗」「无知」（罗一21）的幻想，把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变成受造的天地万物，乃至一堆主观虚构的名词。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失诸毫厘，谬以千里，儒家学者，虽存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崇高胸怀；但是他们那种「太一」、「太极」等虚幻的观念，非但不能使他们达到所谓「天人合一」、与「真神契合」的境界，而且即是他们所阐论的「观念」的本身，也因过于虚幻，从而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谈宋明理学者，大都以程、朱和睦、王对立，视为宋明理学之两大中心。但他们的中心思想——太极观念，陆象山和朱晦庵，便因认识不同，各异其趣。

陆象山对「太极」的认识，认为是万化之根本，形而上的道，而且认为体用一源，体即是用；故太极之上，便不应再有「无极」。因为他既认为体用不可分，自不能再有加「无极」之理，如加「无极」，便为重叠。其次，氏谓「极」应训「中」；义同《书经洪范》「皇极」之极，又同《诗经》「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之「极」，均为「中」的意思。「中」乃中庸未发之中，乃天下之大本！「极」与「中」，就宇宙言，乃为本体；就人说，乃为本心。体用本为一源，不应加以分割。

朱熹的见解，则认为「太极」「无极」，乃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他说：「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不能为万化根本」。至于「极」应训「中」一节，朱又认为大谬不然。朱氏于其致友人张南轩书中，论及此事有言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耶？尝试以此求之，则混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灵明应接之体，而几微之际，有一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求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失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

准斯以观，儒家的天道观念，不但虚妄空幻：而其所谓「太极」、「无极」等等的理论，尤复莫衷一是，自相矛盾。夫「本立而道生」，「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国先民了悟到的「天道」，我国民族固有的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乃被那些以承继发扬中国道统为己任的学者，建立在一个虚妄空幻互相矛盾的基础之上，则又何怪真道的种子，在我们中国的本上，不能生根发芽。

当然，中国民族宗教信仰之堕落，不能完全归咎于儒教和理学，而尚别有其因由。其一，为自汉以后道教的变质，术士巫女，出入宫廷，肆其邪术，惑上欺世。魏晋六朝以后，民族衰微，人心陷溺；因果相乘，尤使低级宗教观念，迷信风习，乘时横决。上焉者，修仙炼丹；下焉者，交鬼降魔，益使纯正宗教，基督圣道，无从发展。其二，则为无神论的佛教之输入，其于民族精神影响之惨烈，即韩愈亦已有先见之明，曾为文痛辟，且谓「乱亡相继，事佛求福乃反得祸」！惟关于释道两教的得失，不属本文的范围，须待专书，另加论列，兹不涉及。

中西学者，凡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者，虽承认中国先民早已有敬畏上帝的一神宗教信仰；可惜，我国学者却都不肯虚心追求基督圣道的真谛。今日我国诚欲传扬圣道，复兴教会，其基要工作，一方面当清除流行民间的那些驳杂不净的迷信观念和神怪思想；一方面，尤应把我们民族固有的一神信仰——上帝观念，从虚玄空疏的「天道」、「太一」、「大一」、「元气」、「太极」、「无极」等幻觉上，重建在一个永不坏朽、万古长存的磐石（基督）基础上。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七24－27）

现在我们的民族，好比主耶稣所比喻的那所「盖在沙土上」的房子，「雨淋、水冲、风吹」，要「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我们要用什么做「中流的砥柱」，来挽「狂澜于既倒」呢？唯有使我们民族建立在「磐石」的基础之上，那便是要信奉圣道，接受基督；因为基督乃是活泼长存的神的道，乃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来一3）。

中国民族固有的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是为中外学者所称颂的；中国儒家所怀抱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敬天爱人」、「仁民爱物」的观念，也是相当崇高的。但这乃得诸普通启示；而普通启示只是一种暗淡的微光，乃是绝对不能认识真神的。所以这些信仰和观念，结果便如同「盖在沙土上的房子，被雨淋，水冲，风吹，而倒塌了。」

世人有一个根本的哲学上的错误，便是以「人为衡量万事的尺度」；（著者按：此古希腊哲人卜洛泰哥拉氏之所谓名言，诚不知误尽几多苍生！）甚至井蛙窥天，妄以人智和神智来等量齐观，相提并论；或则以「椽木求鱼」的方法，来研究基督圣道的奥秘，终以「知也有涯」，格格不入；望洋兴叹，废然而返。殊不知，基督圣道和一切世俗的宗教迫乎不同，乃是上帝直接的启示。这乃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基督）晓谕我们……」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来一1－2，二3－4）「这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乃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目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向我们显明」的「上帝深奥的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林前二6－14）而想「用智慧委蜿的言语」，和「高言大智」，「宣传上帝的奥秘」（林前二1－4），妄以「无极」、「太极」……等道理，来窥测上帝的真道，甚至代替上帝的真道，无怪虚玄空幻，而且矛盾百出，反把真道的种子「挤住了」、「枯干了」，甚至「吃尽」了（太一三3－9）。而万千生灵，亦正如迷失的羊群，被他们「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掳去」（西二8）！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一1）「那万世以前历世历代所隐藏的上帝真道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林前二8）「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我们要「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要蒙得救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凭着基督的「羔羊之血」，乃「是藉着上帝活泼常存的道」。这就是「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彼前一18－25）我们中国民族，虽未像以色列人钉死基督——「生命之主」；但是我们却用各种虚幻的道理、迷信的观念，把那真道的种子「挤住了」、「枯干了」、「吃尽了」！我们今日唯有把一切虚妄的知识智慧、理论成见，同钉十架；接受基督，信奉圣道，使圣道的种子，在我们中华本土生根长芽，使基督的圣道，复兴起来，我们民族才能「出死入生」（约五24），离开黑暗，进入「奇妙光明」（彼前三9），得着真正的新生命。

壹  民族精神的遗产

中国民族固有的天道观念，或「原始的一神信仰」（Primitive Monotheism）乃是人类自然的禀赋。在神学上，称为「普通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加尔文（John Calvin）在其所著《基督教原理》中说：「人类由于自然的本能，都有若干对神的观念和认识，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容推诿的道理。」我所以在本章中说我国固有的敬畏上帝的观念，为「比较纯仆的宗教信仰」，乃是对我国流行的佛道各教和一切驳杂不净的迷信观念神怪思想，彼此比较而言。易言之，中国民族原始的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乃较现在国人堕落的宗教信仰为纯朴。我所以如此立说，第一，乃是要纠正那种似是而非的「宗教进化论」的谬论邪说。第二，要提出人类「离神背道」、「宗教堕落」的史证确据。此乃一般纯正的正统基督教学者所已共认的道理，拙著已有详论，无待赘述。第三，我的苦心孤诣，乃是要用来「攻破坚固的营垒」（林后一○4），破除国人对于儒释道各教的成见，从而「因势利导」，使中国民族从其原始的「一神信仰」，空洞的天道观念，进而追求，并虚心接受基督圣道。易言之，基督教并非「洋教」，实和我国固有的一神信仰，和天道观念，更为接近；我们信奉圣道，并非如一般学者所斥的所谓「忘本」。而我国固有的一神信仰，实比现在迷惑国人各种不纯正的宗教信仰，更为纯仆。我这样的「苦心孤诣」，「因势利导」，并不是「牵强附会」，而且正所以反对牵强附会，因为真理是绝不容妥协的。诚如保罗论传福音的方略说：「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九20－22）因此，向中国人，我就作中国人，为要得中国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并不「开门见山」，「针锋相对」，「单刀直入」，「咄咄逼人」；为要从国人珍视的「固有道统」，「民族精神遗产」，这种「软弱的」思想上，因势利导，使他们对于基督圣道，不致「深闭固拒」，从而接受信奉。

贰  固有道统之衰微

惟于此，我还要特别申明两点：第一，我并不是说，这种传道方法，一定能够使人起信得救。这乃是「辩道学」（Apologetics）本质上的弱点；亦是一切「口舌笔墨」无可否认的缺陷。因为「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上帝的大能。」（林前二5）「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林前四20）「……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路一六19－31）其次，我亦顾虑到读者对我的见解，也许会发生「误解」，「牵强附会」。所以我在拙著中曾一再剀切地指出：我国固有的「天道观念」，「一神信仰」，如何被学者用他们「虚空的妄言」，所曲解附会而发生的不幸结果。一则曰：「我国固有的比较纯仆的宗教信仰（乃指和现在流行民间的，那些驳杂不净的迷信观念和神怪思想，比较而言），乃被那些以承继发扬中国道统为己任的学者，建立在一个虚玄空幻，互相矛盾的基础之上，则又何怪圣道的种子，在我们中国本土，不能生根发芽，欣欣向荣呢？」二则曰：「我国今日复兴圣道的基要工作，一方面，当清除流行民间那些驳杂不净的迷信观念和神怪思想，一方面尤应把我们民族固有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从虚玄空幻的『太一』、『太极』等（沙土）观念上，『重建』（并非接枝）在一个永不坏朽，万古长存的磐石基础之上」。「现在我们的民族，好像耶稣所比喻的那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要『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七24－27）；我们要用什么做『中流的砥柱』来『挽狂澜于既倒』呢？唯有信奉圣道，使我们民族建立在磐石（基督）的基础之上」。三则曰：「基督教和一切世俗的宗教，迥乎不同；乃是上帝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的真道。这乃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基督）晓谕我们；』『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来一1－2，二3－4）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林前二6），所以和一切世俗的宗教，不可同日而语。『属乎地的，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既没有一个知道『上帝奥秘的智慧』，而想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和『高言大智』，『宣传上帝的奥秘』；妄以「太一』、『太极』的道理，来窥测上帝的真道，甚至代替上帝的真道，无怪虚玄空幻，而且矛盾百出；反把真道的种子，甚至我国固有比较纯朴的『原始一神信仰』，『挤住了』、『枯干了』、甚至『吃尽了』。（太一三3, 9）」

叁  中华神学之谬论

复有进者，基督圣道既是上帝的「特殊启示」，自不能和凡俗的宗教，同日而语；尤未可与文化哲学，等量齐观。因此现在有些相信「社会福音」的所谓「基督教」学者，本末倒置，谬以哲学为神学的基础；根本昧于基督圣道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性；以及「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弗四5－6）的真理，妄想使神学民族化，建立什么「中华基督教的神学」；从而无视旧约新约一脉相承的整个体系，张冠李戴，曲解「成全律法」的经义；甚至更牵强附会，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一四6），解释为「真理即是科学的目的，道路即是民主的实践，而生命更是最高真理与最高道路相密织的契机。」无啻把那永生的神子，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比作一位凡俗的科学哲学的导师，和民主运动的领袖；如此代神立言，不仅是毁灭了圣经的真理，抑且否认了主耶稣的神性！更令人遗憾的，还有一位中国「基督教」作者竟把圣经当作一种「假设」，从而僭妄地主张「中国基督徒应该有第三伟大的假设。基督教未传入中国以前，我们有的是中国本的旧约。这个旧约，上帝也是觉得是很好的。……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我们也要与上帝订立中国本的新约。」「单靠历史上一个犹太的耶稣是不够的。」「这个新约，单靠耶稣的血来签字，是不够的，要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血来签字」，「准备自己的血，以中国的旧约为根据，以耶稣的新约为参考，来与上帝订立一份关于中国及中国人与上帝的新关系的中国本的新约」。这种僭妄的谬论，不仅藐视圣经的权威，毫无神学的常识，实为古今未有之「异端」！不仅抹煞独一救主十架流血救赎的恩功，抑且目中无神，把上帝当作与人对等，可以「呼之即来」，「分庭抗礼」，签订合约的一造；何啻辱没圣道，亵渎真神！这只是「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之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他要受的刑罚……真是可怕的！」（来一○29－31）愿神怜悯，不「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不令「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不令他们「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后二1－2）！

肆  两种启示的判别

更有进者，作者追求国人所以执持「道平行而不悖」之俗见，对基督圣道，牵强附会，甚至有所谓「中国本的旧约新约」等的异端邪说，其症结所在，乃在昧于「普通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和「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的分际。我们虽不能完全抹煞普通启示的价值，甚至其和特殊启示的关系，（参看罗一19、21，二14－15；徒一四17，一七27－28）但普通启示的对象，乃为一般世人。单凭普通启示，而舍弃特殊启示，是绝对不能得到充分的亮光，无法找到正确道路的。

第一，普通启示，只能给人对于上帝有若干模糊的知识，而不能绝对无误的认识「三一真神」，并明白属灵的事；且历史证明，任何大哲学家的思想见解，都难免错误。不能解脱其偏狭理性之桎梏。第二，普通启示，根本昧于上帝伟大奇妙的救恩，不能认识独一得救的道路。第三，普通启示，无法使人认识罪恶的真义，更不能除去世人的罪孽，不能作为救世真道凭藉的基础。因此，我国固有的文化哲学以及伦理宗教思想，绝非所谓「中国本的旧约」，藉曰有其若干纯朴可取之处，亦只由于上帝的普通恩典（Common Grace），有其普通启示的价值；而不能和特殊启示相提并论；未可和救世真道等量齐观。关于普通启示与特殊启示，乃是神学上的专门问题，容当于本书卷贰「上帝论」第陆章加以详论。

关于宇宙万物的本质，哲学家的主张，大率可分三派，一为唯物论，二为唯心论，三为心物合一论。兹分论之：

一、唯物论

唯物论以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精神乃附属于物质，是派生的，不能离物质而存在。唯物论最初发端于希腊哲人戴理斯氏（Thales）。戴氏乃西洋哲学之始祖，亦爱昂尼学派（Ionic School）之开宗者，主一元「物活论」，以物理诠释宇宙，谓「水」乃万物由来之本。其次为亚诺芝曼尼（Anaximenes），和赫拉克利图氏（Heraclitus）。前者以「空气」，后者则以「火」，为说明宇宙之原理。复次为德谟克利图氏（Democritus），为原子论创始者，以原子为万有之单一的实在；其数无限，其形不一，本来自具活力。谓灵魂与火，同为原子组成之物；人类得此原子，便能生存。此为希腊最早的唯物论者。自后伊壁鸠鲁和斯多噶派，大部因袭德氏之说。惟那时的唯物论，虽以物质解释宇宙，仍视物质中含有精神要素；对于二者的判别，并无明确的理论。例如德氏虽以一切精神现象，由于「火原子」的运动；惟「火原子」中，乃有精粗轻重之分；其最粗最重者为感觉，最精最轻者则成灵魂。故氏轻感觉而重思维，认为乃是人生幸福之本。氏尝谓「一切寒暖甘苦，仅系人自定之名目；而并非其实？」故尚不能称为绝对的唯物论。以后此说惭趋衰落，约历一千余年，鲜被学人重视。

真正唯物论的发展，乃是近世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其较著名的学者，首为十七世纪法国的迦桑第（Gassendi）。氏承文艺复兴运动之余绪，反对中世纪之经院主义；用自然主义把希腊固有的原子论加以发扬光大。其次为拉美脱理（La Mettrie）。氏为法国唯物论的先驱，一七四五年著《精神之自然史》，开唯物无神论之渐，时论哗然，其书为当局所焚。后又著《机械人》（L' Homme Machine）一书，谓人和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别，精神属于肉体，一死即归消灭，人乃一部机器，并无灵魂。其三为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氏谓一切存在，无非物质；所谓精神，并无独立的特性。至此唯物论遂从二元而归于一元。其四为十八世纪英国托兰德氏（John Toland）。托氏始为近代唯物论的先锋。氏初研究神学，惟倡「理神论」，并著书诋毁基督圣道，认为并非不可思议，曾被当局焚毁。托氏袭斯宾诺沙「心物一体」之说（详见下文），谓宇宙实体的广袤性和思维性，仅为一物之两面，故可用物质解释精神。并谓物质本自活动；世人以物质无活动，或以受制而被动，实乃二元论的谬见。氏说称为「精神物理的唯物论」（Psycho-physical Materialism）；十八世纪后之唯物论，都以氏说为基准。唯物论到了十九世纪，乃更趋极端，此当由于马克思学说的影响。马氏倡唯物史观，谓历史现象乃由人民之经济状况而定。而道德、宗教、哲学、政治，以及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乃都以经济生产分配方式及制度为基础。此乃社会的或经济的唯物论；而非本体论的纯理论的唯物论，兹不详及。其次则为海克儿（Ernst Heinrich Haeckel）倡自然主义的一元论。海氏原治生物学及医学，利用达尔文与赫胥黎的学说，论及哲学与宗教。谓宇宙万物，皆从「物质不灭」、「能力不灭」两大基本法则，发展而成。氏谓实体唯一，是即物质；所谓精神，乃是物质之普遍属性；宇宙万物，乃为一生活体，物质之物力与感力，乃统一不分，且弥漫充塞宇宙全体云。

二、唯心论

唯心论者，以「万法唯心」，「万物皆备于我」；以精神为宇宙的本体。倡此说者，举要言之，一为柏拉图，氏以「观念」为永恒的本质，而物质仅为「实有」之幻影，乃是生灭无常，非真实幻（Non-Being）。二为赖布尼兹（Leibniz）。氏揭唯心论的旗帜，和英国的唯物论、经验论抗衡，为近代唯心论的泰斗。谓在「本体界」，一切都为精神；物质精神的对立，仅为「现象界」之事。准氏所称的「精神」，乃是「单子」（Monad），而单子乃为宇宙之缩影，所以表现宇宙之本体。三为柏克莱（Berkeley），氏乃为反对物质存在之最彻底的唯心论者；谓物质仅为感觉之幻想，时间为吾心继起之观念，空间乃由吾心之存在而存在。人类所以能对事物有认识，乃由于一种伟大的精神，此即全知全能的上帝；质言之，宇宙万物乃为上帝直接赋予之观念。四为陆宰（Lotze），氏倡实在的唯心论，而反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氏谓本体论的对象，存乎现实，我所得知者，仅为事物之变化相；而恒常不易之本体，则不得而知。真正存在者，可谓为精神的本体，乃为无限的有位格的上帝。五为黑格尔，氏以宇宙乃思维的反映。思维的发展，其终极的归趋，必达到「绝对理念」，或称「绝对精神」（Absolute Idea或称Absolute Spirit）。黑氏名著《精神现象论》，乃成于普法战争之时，当拿破仑大军压境，黑氏犹握管属稿，并挟稿以望窗外，见拿氏指麾士卒，慨然叹曰，此即「马上之世界精神」，时人称其为「哲学界之霸王」。

三、心物合一论

此派认为宇宙万象，不能用单纯的唯心论，或单纯的唯物论加以说明，或主心物二元论，或倡心物合一说，或用其他超越心物的说法。中国哲学，主张宇宙之本体，为心物所合成，大部不好作偏执之论。儒家以万物始于大一。《易系博》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惟学者对于「太极」，认识却又各有不同。如陆象山，对「太极」的认识，认为是万化之根本，形而上之道；而且认为体用一源，体即是用，故太极之上，便不应再有「无极」。惟朱熹则认为「太极」「无极」，乃相互为用，不可偏废。认为「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不能为万化根本。」

惟「太极」「无极」之说，初非我国特产。西洋哲学，提倡此说者，有希腊的亚诺芝曼德（Anaeimander），氏谓宇宙原素，其化生万物，于境则无限，于时则无穷；是必渺无涯际，无可测度，无以为名，名曰「无极」（Apeiron）。亚氏门徒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则以「太一」为宇宙的本体，万物之原形，此「太一」即等至高无上，自有永有之上帝。「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此乃由其位于中枢，贯乎万有，故宇宙万物，乃原于「太一」，而归乎「太一」。文德尔班氏（Windelband）宗亚氏之说，谓「无极」不似地水风火等事物，具有明确之性，非五官所能直觉；乃为一原始质，具备一切性质之本体，故能由其化生万物。宇伯卫氏（Ueberweg）也和文氏有同样见解，认为「无极」之为物，其分量则无际涯，其性能则难明言，惟主要乃为化生宇宙万象之本源。德儒谢林（Schelling）则倡「太极」（太一一All-eine）之说。认为自然和精神之上，当更有一「绝对」，贯乎二者之间，为之根柢。这一个所谓「绝对」，便是「太极」（或太一）；乃为自然与精神的合一，主观与客观的合一；此即世人所称之「合一哲学」（Identity philosophy）。他如斯宾诺沙（Spinoza），则谓物质精神，均为神之属性，其根本即相贯通，其显现必相并行。故有心必有物，有物必有心；万物皆有心，凡心皆有体。宇宙的实体，自其广里性言，则为物；自其思维性言，则为心；故心与物，实乃一体之两面而已。

宇宙万象的运行，虽千变万化，非常复杂；古今哲学家的解释，不外两种学说，一为自由的有意义的目的论；一为无目的无意义的机械论。

一、机械论（Mechanism）

此派以为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变化，仅为物质与运动的必然表现的结果。一切事物，绝无目的，皆由盲目作用而发生，纯为机械的因果，故宇宙人生，亦无任何意义。这种理论，充其量只能适用于无机物的运动，而不能解释宇宙万物之运行。例如一块石头，自山下坠，自然受地心吸力的支配，一直滚下去，不能转动改道。但是一个动物，自山而下，则能徘徊左右，争逐他物，或到了山下，忽而回身，又上山顶。即此一例，可证此说之诬。

主是说者，首为德谟克利图氏。德氏乃机械论的先驱，略谓原子乃宇宙万物单一的实在。其数无量，其形不一。每一原子，自具活力，彼此相冲相压，相离相合；一切物质之生减变化，均由此种机械运动而起，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原子有精粗轻重；其最精最轻者，则成灵魂；人的生死，亦由于原子的离合集散；甚至神亦受此机械法则所支配，故非绝对不灭。

二为霍布斯（Thomas Hobbes），氏谓一切存在，都是物体；一切事象，皆为运动，而运动必受机械的因果关系所支配。人类精神，仅为更纯化的物质；人与动物，无本质上的不同，故精神作用，亦受此机械的因果关系所支配，亦可用同样原则说明之，是为机械的感觉论。循氏之说，所谓精神，仅系机械感觉；所谓理性，仅为感觉发展之结果。

三为笛卡儿（Descartes），氏谓物质世界，不外是一种运动连续的必然的机械过程。自然界的变化，无非是物质离合集散运动的结果。氏又视宇宙万有，浑然一体，其构成份子，和其整体，乃有不可分的必然的机械关系，毫无自由。惟精神现象，含有神的性质，则有自由意志，且永存不朽；故反霍布斯机械的感觉论。

四为斯宾诺沙（Spinoza）。氏谓宇宙万有，仅为一因果之连续，氏倡泛神论，谓精神物质俱为神的属性，乃为宇宙唯一实体。一切现象，皆由此实体而生，此乃势所必然，理所必至之事；正如推理之断定，必基于其前提。故氏认为唯用机械论，解释宇宙现象，乃最为合理。惟斯氏所谓实体，既无理性及意志，而仅为因果的连续作用，则已根本非神；而人类意志，又毫无自由，此不仅为机械论，且又落入宿命论之窠臼矣。

其五，则为达尔文和斯宾塞等进化论者的机械论。他们认为世界进化，乃有其必然的法则。达氏以生存竞争，不仅是社会进化的原则，且为自然发展之根因；而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尤为一定不移的天演的公例。斯宾塞氏谓宇宙万物皆依一贯的综合组织法而行动，由单纯至复杂，由不确定到确定，由散漫到整合，此即所谓进化，乃宇宙人生一切变化的基本原理。故宇宙万象的变化，乃有其必然的机械因果性。斯氏认为语言乃是人类社会文化进化的基本，故特以语言的进化来证明其学说，宇宙万物乃由无组织而趋于有组织。同理，语言之进化，乃由多音节进至单音节。例如「星」字，乃从（Steorra）变为（Star）；「名」字乃从（Noma）变为（Name）；「月」字乃从（Mona）变为（Moon）；而「再会」乃从（God be with you）变为（Good-bye）——「再会」原为「与神同在」，现在变成「与神分开」；是乃从「有神论」转为「无神论」！斯氏从物理的机械论说明其学说，谓最初之物质分子，虽为同质而散布空间，然因其地位不同而运动不同，遂生彼此不平衡之关系。因不平衡而求平衡，则物质必归于凝结整合，而凝结整合以后，则动力归于平衡而消失。平衡既原于动力之散失，则宇宙趋于平衡之势，如达到了最高点，则进化的历程，亦必告终，而继之以退化。正如人体发育至各部门平衡而动力用尽时，即趋于僵固，而由老至死，即身体之完全分散朽坏。同理，一个社会进化到了各种因素彼此平衡时，亦呈停滞不进状态，而归于分散解体。准斯而论，则斯氏的进化论，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变成了「退化论」和「分化论」；「进化」云乎哉！

二、目的论（Teleology）

此派谓宇宙万物咸有其究极的目的，各依其理想而存在。宇宙万象，决非无故而生存，其演化流转，尤非盲目的作用。倡此说者，首为古希腊哲人亚那萨哥拉（Anaxagoras）。当时学者，均趋唯物的机械论。氏本富有，倾家向学，游于亚诺芝曼尼之门；以种子为世界之原，其性不同，其数无量，各有「活灵」（Nous），向其目的而运动。此种灵力乃为独立存在的实体，在万物中为最微妙精纯，而又能支配万物，使物质生化而形成万千世界。氏谓世界，乃有一种精微不爽的数学法则，控制其间。天体之运行，寒暑之往复，昼夜之更替，数千年如一日，曾未稍有差误。而生物之构造，官能之运用，尤复精巧奇妙，凡此种种，即可证宇宙万物之运动，必非盲目机械，毫无目的，而必有其一定之原理与目的，而趋于协和与统一。

其二为柏拉图，氏以神为万物之极致、美善的究竟，为一切现象的原因，亦为宇宙万有之目的。氏分世界为二，一为「现象界」，非真实幻，没有目的，乃受机械的因果律所支配；二为「本体界」，乃是超越的永恒的实在，而有崇高之目的，始终朝向至善的目标进行，故氏之「目的论」，乃是一种超越的目的论（Transcendental Teleology）。

其三为亚理斯多德，亚氏虽亦以目的论说明宇宙万物之运行，但与柏氏立说有所不同。柏氏以观念离事物而存；事物为现象，观念为实在。亚氏则以观念即存于现象之中；观念即现象发展之本质。一切现象，不外此本质之实现；而其发展，则出自形相与质料之关系。万物之变动，莫不各自有其目的；目的者，乃一切发展之内在的原理。此世界不外万物欲表现其形相之运动，其目的即由其不绝的活动而实现之；非存于事物之外，而乃即在自然过程中，故称为「内蕴的目的论」（Immanent Teleology）。氏谓万事万物，构成衍变，综计不外四因：一为质料因，二为形相因，三为动力因，四为究竟因。质料形相二因，乃先事物而成，而为所以形成此事物之基本；动力因，乃为事物推衍之动力；而究竟因，则为一切事物构成推衍最终之目的也。

其四为康德。氏一方面反对怀疑论；他方面又反对消极的独断论；而严设「现象」与「物自身」（Ding an Sich）之分际。前者为必然的机械的经验界；而后者则为自由的、有目的之可想界。氏以自然现象为机械的必然的过程，适于「机械论」之原理，可作因果的说明；惟解释有机物，必适用「目的论」的原理，而不可适用「机械论」之原理。夫各有机体对其全体，既各有其作用与目的；则宇宙全体自亦有其目的体系。康氏之说，乃所以调和两派之争，故为一种「合理的目的论」（Rational Teleology）。他如斐希德（Fichte）、谢林（Scheling）、黑格尔（Hegel）、陆宰（Lotze）……诸唯心论者，亦均主目的论；惟他们的目的论，只是一种内蕴的目的论（Immanent Teleology），而非超越的目的论（Transcendental Teleology）。

宇宙万物，究从何来，根源何在，世人立说纷纭，不仅自相矛盾，且复荒诞不经。兹分三则，略述其概。

一、神话体的宇宙观

此种神话，一为纪元前九世纪希腊人赫西渥德（Hesiod）之《神统诗》，或《神统纪》。此为西洋史籍中最古的关于宇宙开辟的传说。此书系诗歌体，共一○二二节；乃系一种杂乱无章的神话。大致说，太初一片洪荒，空虚混沌，最先有地，以后有地狱，有爱，有常暗与黑夜，由夜生日，由地生天及海；地与天又生诸神及伟人。诸神中有名克罗奴者（Cronus）生丢斯神（Zeus），丢斯神与其父战而胜，遂为奥林比亚（Olympia）诸神之王云。

其二为主前三世纪巴比伦祭司贝卢苏氏（Berosus）所撰的《创世记》，谓最初是黑暗及洪水泛滥的洪荒时代，以后生奇异人物，如双翼人、两面人、羊角牛身人首之人。在此混沌之中，有一女人名乌玛加（Omarka）掌管一切；后有贝勒斯神（Belus），劈此女之身为二，半成天，半成地，遂定乾坤之位。最后又有一神，自斩其首，从其所流之血与地上泥土相和，方生万物之灵的人类。

其三为我国的神话，例如盘古开天辟地，以其血肉皮骨，变化而成天地万物。又说女娲氏炼五色石以铺天，断鳖鱼足以立四极。还有《山海经》里面，描写各种牛头马面、兽身人头的人物，奇形怪相，与巴比伦贝罗苏祭司所述的《创世记》，同属荒诞。此种书籍，流行坊间，使人民耳濡目染，习于迷信，昧于真道，不仅为福音之障碍，实又为民智的蠢贼。

二、阴阳理气的宇宙观

关于宇宙万物的由来，中国哲学每主天地阴阳之说。以天地为万物之源，谓天为父，地为母；天为阳，地为阴。《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系辞》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解释乾坤二爻象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道德经》也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宋儒复将天地阴阳理气之说，推而演之。谓太极为万物之始；又以无人能穷其源，复以太极本于无极。又以太极为理，谓理与气混合，初无先后之分，气分阴阳，悉有理运乎其中。由阴阳二气之动静，而天地分，天为阳，主乎动；地为阴，主乎静；男女由此殊，明暗由此异，生死由此分，而尊卑智愚贤不肖，亦由此判。人得天理之全，物得天理之偏。质言之，天地化生万物，并非上帝创造，乃由自然资生。

三、进化论的宇宙观

关于此说，上文论宇宙万物运行时，曾加论列。近人受了进化论的遗毒，不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说；甚至所谓信徒，也竟不免惑于俗见，自毁信守。此说号称「科学」，控制了千千万万有思想的学者和青年，实则此说并不科学。因为：一则科学注重客观事实，而此说则全属主观思辩。二则此说假定物质与能力之存在，而不穷其原委；显为缺乏证据的虚构。三则此说不仅虚构，抑且矛盾。因为此说既认物质之始，乃因宇宙之内潜热发散凝结而成——初成液体，后为固体。但既谓全宇宙充塞潜热，然则又何来较凉之区，可供其热之发散。四则此说以为其所假定的物质与能力，常保其动的趋势，又假定在某时有一未知的原因，物质质点之动，各趋一向，因热之放射，凝为液体，终成固体。此为今日宇宙万物所由来。但此动力究竟自何而来，既不可知，显属虚构。于此达尔文、华莱斯等，不得不承认宇宙初创之时，即在天演公例进行时，必有一个外于宇宙的大能运行其间；而斯宾塞亦承认万物系由一种不可思议的无限的大能所生，则此必为上帝的大能。进化论的谬妄，不仅已深遭著名科学家的驳斥，认为是一种儿戏的假设、空疏的虚构，甚至本来提倡信奉此说者，也自加否认。例如无神唯物论者海克儿（E. H. Haeckel），本来极端主张进化论，最后亦对人说：「科学界中最近之研究，业已断定进化论之谬妄，不能立足，尤以达尔文主义为甚！」拥护天演论最烈的罗曼氏（Romanes），原曾激烈反对圣经上帝创世之说，后亦纠正他的思想，并于一八九四年逝世之前，信奉圣道，皈依基督。德国化学界权威费尔库氏（Virchow），且认进化论是惑世的邪说，危害国家民族，应当抛弃在学校之外。即进化论者华莱斯氏，亦反对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认为人类德性智力的进化，并非自然淘汰的结果。氏于早岁虽是一个十足的唯物论者，但在晚年，则放弃其无神思想，而信奉上帝；并在一九一三年发表其思想说：「从最近的科学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宇宙万物的本性和根源中，和人类心意的根源及发展中，必有一超乎心物的力量；在人心以外，人心之上，必有一位超乎自然和宇宙万物的本体，是即上帝。」赫胥黎氏亦明白承认不能知道生命的来源，认为关于宇宙的道理，近代科学原理总无法与神学家的道理相协调，因此他对于反对正统神学的学说，从不表示赞同，而对无神论和不信派，尤反对不遗余力。

更应注意者，首创进化论的达尔文到了晚年，也深自忏悔，自承悖离圣道，（查达氏幼年时，本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又信上帝听人的祷告）并且承认关于生命的原始，乃是不能解答的问题，他又承认从未发现再有任何新的生物之产生，恨不能收回焚毁其发表的著作，纠正其谬误的学说。

观此，可见宇宙万物的奥秘，绝非人智所能解答窥测；因此我们当进而检讨基督教的宇宙观。

关于基督教的宇宙观，兹仅分三点，简释如下：

一、从宇宙的创始说

神是造物之主，万有都本乎神，都是藉着他造的（罗一一36；西一16）。基督教的宇宙观，反对无神论、进化论和创化论；相信上帝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创一1；尼九6；诗九○1－2；徒一七24），天地万物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上帝之内蕴的表现，而乃是上帝造化的产品。基督教的上帝，乃是一位超乎自然的上帝。他不藉任何先存的事物，乃从无中创造万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三三9）「他在万有之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西一17，16）。这乃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否认上帝创世的学说，绝对不能改变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事实；而一切进化论和创化论，非但绝对不能解释和证明宇宙万物的来源，而且自相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基督教的创世论，相信上帝乃是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创造者。以宇宙万象之伟大奇妙，万无出于「偶然」的道理，必然出诸一位自有永有、全知全能的上帝——造物之主。

英国金斯爵士（Sir James H. Jeans）乃是一位善以科学阐明哲理的学者，在其所著《宇宙的奥秘》（The Mysterious Universe）一书中说：「从上帝创造宇宙的内证看，这一位『宇宙的大建筑家』，乃是一位『绝对精确的数学家』。……倘使宇宙是一个思想的宇宙，则宇宙的创造必出诸一种思想的动作。……最近科学原理使我们不能不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乃在时间空间以外；正如一位画家作画，亦在其画之外。」还有一位对于光学、电学、声学、磁性学、动力学、热力学有卓越贡献的英国大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凯尔文爵士（Lord William Thomas Kelvin）也说：「从伟大的自然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冥冥中有一位主宰，并知道一切生物都必依乎一位自强不息的造物主和大主宰，始能存留，有气息。」又说：「蝴蝶之美丽，百花之鲜艳，岂是各样原子偶然凑合而成的结果吗？若然，这些原子为何不把我偶然凑合成为蝴蝶和百花呢？于此足证无神主义诚为绝对荒谬之谈，余实未敢稍赞一词也！」

二、从宇宙的统治说

神是万王之王，万有都本乎神，都是靠他而立的（罗一一36；西一17）。基督教不是泛神论。泛神论把上帝和宇宙混为一谈，既不信上帝创世，又不信上帝之位格及其统治宇宙的事实。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宇宙的总和。无论宇宙的范畴是何等广袤伟大，其构造是何等复杂奇妙，终不能和上帝等量齐观。从上帝的「内蕴性」（Immanence）言，他固在宇宙之间；然自其「超越性」（Transcendence）言，他的崇高伟大和作为之奇妙万殊，则又超乎自然，超乎宇宙，令人不可思议。上帝不仅创造宇宙，而且随时随地运行其大能，在掌管摄理宇宙万物；凡世界上一切所发生之事，无不经其运行，照其安排。不但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甚至「两个麻雀……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太一○29）。「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但二20－22）

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卡本德氏（W. B. Carpenter）尝抨击妄用科学来反对圣经的科学家，说：「当科学越过其领域，侵占了神学的职权，妄拟从其皮相的观察来解释宇宙的奥秘，那便是越俎代庖。假如以为自然的定律是自动的，否定那位创造这些定例的大主宰与全能者，那便是最不科学、最不合理的武断；因为一切管理和主宰宇宙现象的法则，便是那位统治万有的大主宰运筹安排的结果。……一切科学的任务，只是对于造物主如何施展其奇妙作为的一种考察和研究。一切最高的定律法则，只是上帝藉着各样事物表现他作为的结果。一切宇宙的现象，从最简单和最微小的到最伟大的作为，都应以上帝为本源，为其主因。」

三、从宇宙的目的说

神是历史之主，万有都归乎神，都是为他而造；他还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罗一一36；西一16；来二10）。宇宙万有不仅都是经其运行，靠他掌管；而且还要照其安排，完成其目的。基此而论，基督教又不同理神论（Deism——或作超神论）。理神论虽信神创造宇宙，为万有之源，超乎世界而存在；然却以为神意乃超乎自然法之外，不信上帝过问世事。照他们的看法，宇宙仿佛一架庞大的机器，照着一种呆板的定律，机械地自己运行；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仿佛机器里面无机的轮齿。殊不知照基督教的道理，上帝和世人之关系却似舵师之与航船；这一个宇宙乃由一位大主宰用他的智慧在掌管统治，完成其目的。他乃是历史之主，整个人类历史的行程，乃是以主耶稣基督——人类救主——的荣耀再临为指归。在这邪恶悖谬的世代，虽有离道反教之事，然而到了时候，那「不法的人」必被他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烈火烧尽；而他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率领他们进入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时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参帖前四16－18；帖后一6－10，二3－8；彼后8－13；启二一1－8）

总之，基督教的宇宙观，从宇宙的创始言，则反对无神论、进化论和创化论；就宇宙的统治言，则反对泛神论；从宇宙之目的言，则又反对超神论。大科学家牛顿尝对宇宙观作严正的表示，说：「证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为。……宇宙间一切有机的万象万事，都从永生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他在这无量无边、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中，凭其旨意创造万物，运行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万物之新陈代谢，如果否认系出诸上帝大能的运行，实在无法理解。」他在其所著《基本原理》（Principia）一书的结论中说：「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统治。」牛氏虽为著名科学家，同时却又为一位精通圣经的学者；他对圣经研究，兴味之浓，并不在科学之下；而其对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两部深奥奇妙的书，尤其有深入独到的研究。牛顿氏鉴于宇宙之奇妙神秘，深深感到造物主的庄严伟大，实在不可思议；以是在他平常谈话的时候，总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提到他圣名之前，必先肃然静默，以示敬畏之心。是则牛氏信神之笃切，事神之敬虔，尤足令世人深思反省！世人必先对宇宙人生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乐观进取，有荣耀的盼望。

关于宇宙万物，以及人类之由来，儒家否认上帝创造之说，认为乃是阴阳二气所和合化生。易言之，乃是本乎自然。例如《易系辞》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书经》、《易经》，虽有「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哉乾元，万物质始，乃统天」诸说；但天的观念，非常含混，究未可与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有位格的上帝，等量齐观。宋儒复将天地阴阳理气之说，加以推演，谓「太极」乃万物之始，又谓太极本于「无极」，无人能穷其源。他们复以「太极」为理，谓理与气混合，初无先后之分；气分阴阳，均有理连乎其中。由于阴阳二气的动静，而天地分。天为阳，主乎动；地为阴，主乎静；男女由此殊，明暗由此异，生死由此分，而尊卑智愚贤不肖，亦由此判。人得天理之全，物得天理之偏。

至于人类的本真，以及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有教无类」的说法，初未绝对主张性善。一般人都以为儒家主张性善之说，其实未必尽然。儒家的荀子，且曾力倡「性恶」之论。他认为刑政礼法之兴，乃所以防微杜渐，正足以证明人性之为恶。特孟子强调「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复由于孟子在儒家地位之重要，及其辩才之无碍，以是都奉孟子为正宗，而视荀子为异端。

儒家人生的大道，乃「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明明德，止至善的层次，则在「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当尽其在我，以生为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虽亦言「天命」，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但是他对于最根本的「性与天道」，却存而不论，不可得闻，堪称舍本逐末。所以儒家学者，大部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未知生，焉知死」。他们的人生态度，只是乐天知命，注重现实。他们的工夫，乃在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他们虽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顶天立地」的宏愿；却终不知天国的奥秘、永生的大道。他们虽也有一套「浩气长存」、「精神不死」的道理，用以自慰；却终不能解决人类生死的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儒教的缺陷。

释迦根本是一位无神论者；他以为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佛家以人生乃是三界流转，六道轮回的产品，尤为因缘和合的幻相。所谓「法我俱无，五蕴皆空」。譬如一张椅子，乃是各种质料和合的形相，一俟破旧解体，便根本没有「椅子」的存在；而人生亦复如此。这岂非是一种否认灵魂存在的强烈的唯物论！

关于人类的本性，佛家有两种说法。他们一方面说：「众生皆有佛性」（《涅梁经》）；「众生心性本净」（《大集经》）；「心性之净，如水中月」（《宝积经》）；「心性本净」（《文殊大师利品经》）。但另一方面，又说「心是恶缘」（《八大觉经》）；「心为五根之主，较毒蛇猛兽，更为可怕」（《遗教经》）；而小乘诸经，也指无明惑业，乃为万恶之根。由此可知佛家主张，心有二门，一真一妄；前者虚净，后者邪恶。

佛教的基要信仰，有所谓三大「法印」：（一）诸行无常；（二）诸法无我；（三）涅梁静寂。他们以宇宙万象，乃是虚幻无常，人生又为宇宙幻相之一种；我之为我，无非幻觉。人类虽曰人人都具佛性，人人俱足光明；却由于先天的孽缘，又复由于后天六尘的障蔽，有情众生，由于无明不灭，终是不离生死烦恼的痛苦。故佛教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务在转迷开悟，解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之迷情，转开大悟之心眼；得大菩提，证大涅梁。

佛教既属无神，根本不信他力，乃是重在自觉；故严格言之，佛法非宗教，乃哲理。天台智者大师解「六即」，开宗明义，便说：「理即是佛」；太虚法师尝谓「人成即佛成」。即释迦在菩提树下所大彻大悟者，亦只「窥见人生之隐，生死轮回之秘」；质言之，乃是一种人生哲学。佛教的人生哲学，认为「迷界之果报皆苦！如吾人之身，苦多乐少；生老病死，时时刻刻，无不为无常所变迁，是为苦谛。迷之因，由于烦恼，此烦恼恶业，能集起未来之苦果，是为集谛。灭此苦果，归于涅梁，是为灭谛。入此灭谛，必先修佛道，是为道谛。」所谓涅梁之道，共有三十七品，不外是一种行者制御内心之法；其中如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尤为富于伦理色彩的修行法。

佛教认为宇宙本性是一个真如法界；只以有情众生，无明不灭；业力发动，便生出「情器世间」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六大（地、水、风、火、空、识）。宇宙万象，不外便是这些「情器世间」种种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交织相感的因果作用。他们认为人天福乘，不离因果，三界流转，六道轮回，人类有八万四千烦恼，生老病死，俱不离苦。佛教这种看破人生的空苦哲学，固足唤醒世人的迷梦；但是他们所向往的，只是一个迷离扑朔的「真如」，而不是「真神」；他们所归趋的，只是一个诸趣圆寂的「涅梁」，而不是「永生」。以是佛家对于人生的认识，乃是根本的「错觉」，而绝非所谓「正觉」！

道家对于造物主，也没有确切的认识；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源，只是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一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道家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善恶的认识，乃是超过了一般世俗的见解。他们认为善恶的标准，非由人为；而认为天下之至善，端在归真返朴。故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道德经》第二章）又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同上第十八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又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第十六章）人生目的，厥在复于天命，始能合乎常道。一切人为的礼法刑政，都是虚伪险恶，故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从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又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无为」「复命」的道理，自较庸俗的人文主义者的境界为高超；可惜空谈「无为」，却未必能「无不为」；人类只有信奉「无所不能」的上帝，才能「无不为」（参阅太一九26）。复次，人类既受制于罪，已失去「复命」的自由，绝难逾越神人中间「隔断的墙」，只有凭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及其救赎的大功，始能「拆毁」此墙，「将两下合而为一」，使神人复和，「真正复命」（参看弗二12－19）。

道家既以人生真正的幸福乃在清净无为，归真返朴，契合自然，回复自然的本性，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只有归顺天真，才能臻于至善；而人之为善，只是作为。道家「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的主张，就其反对人类自负自义一点而言，固比儒家的哲学远为高超；而与基督教的道理若有暗合之处。但是基督一面警告世人「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一面却指示一条明确的道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要世人效法天父，要和「天父完全一样」（太五48）。而道家却只教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乃是一种决然混然、不可明状的境界。质言之，他们的意境虽是高超，但他们的认识却是模糊，这样便使人失去了崇高的目的和价值；而流为一种委天任命的放浪形骸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

道家对于生死的看法也和儒家不同。庄子丧妻，鼓盆而歌；其门徒死，孔子遣门徒子贡前往慰问，见其吹笛而歌，归告其师，孔子叹曰：道家乃求世外之乐，非求今世之乐，乃为造物主的门徒，以生为大患，而死为解脱。道家以天地自然为父母，死乃应父母之呼召而回家；生则劳，死则息；生为奴役，死则自主。世人囿于小我，不见其大；故于生死寿天，戚戚顾虑；以生为乐，以死为悲；因寿而庆，因天而伤；而在道家则以为都是无关宏诣；「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妖」；人生的盼望归宿，乃在与万物合一，与天地并生。道家生死达观，意境超迈，自是不同凡响。（参看《庄子》：「逍遥游」）可惜他们对「道」的认识，只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观念，水底捞月的空想；充其量乃是一种虚幻的泛神主义，而没有认识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故不能予世人以永恒不朽的生命。降及后世，遂流为一种修性炼丹的邪术和方士的迷信，对于国民生活、民族精神，有严重不利的影响。

关于西洋哲人的人生观，详细论述，须待专书；兹仅略举一二，以概其余。

一、乐观派

例如古希腊赫拉克立德（Heraclitus），以道为宇宙人生常住不变的法则，万有均由其统御指导，以是人生必能臻于协和，止于至善。氏又以善恶乃是对立的、相对的，而且乃是相反相成的。无恶则不见其善，无善则不见其恶；二者相反相成，以是人类生活可以达到协和美满之境。又如斯多噶派哲学家克理安德氏（Cleanthes）和克利斯普氏（Chrysppos），以为世界乃是上帝的肉体，故乃尽善尽美，毫无瑕疵；人类的恶行，适足促成善的实现。正如一幅图画，其阴影乃所以烘托光辉的显现。复如伊壁鸠鲁学派（Epicurus School），认为道德之目的，厥为自得其乐；哲人的天职，当择善求乐。求乐之道：一为欲望之满足，一为不羁于外物，前者为物质之享乐，后者为内心之安和；人类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乃在后者而不在前者。伊氏安贫乐道，尝谓「吾苟得水与面包，其乐已无殊于神矣」！复次，如赖布尼兹氏（Leibnitz）谓世界乃为神按其无上的理性而创造，以是必为至善；所谓恶的存在，乃仅对善恶的比较而言，其实适足以增益善的光辉。这些学者，虽有乐观的人生；惟于人生的善恶，却是缺乏绝对的标准。

二、悲观派

首倡此说者，为赫祺西亚氏（Hegesias），氏本属居仁尼学派（Cyrenaic School）。居氏原为乐观派，谓「善即幸福，即是快乐；人之修德，惟在求乐。」惟赫氏过趋极端，乃反其说，谓欲求乐，当先避苦；但快乐与痛苦，终相为伴；以是世间终无极乐，人生自无常乐。欲求真乐，唯有自杀！此种自杀哲学，后由辛尼加（Seneca）之阐发，益趋变本加厉；竟谓「自杀乃人生最善之发明」。当时罗马人风气所趋，竟视「自杀为人类的特权」。又如叔本华（Schopenhouer），谓芸芸众生，无明不灭，均被盲目意旨所支配，终为痛苦烦恼所困扰；欲求解脱，厥宜灭身息命，绝灭生活意旨，绝对否定自我，进入一种绝对空无的境界。叔氏对印度哲学，佛教思想，推崇备至，视为无上崇高之妙理，故其人生观，实乃不脱佛教涅梁论的窠臼。

三、改良派

此乃是一种天真的进化论。他们认为自然的灾祸，人间的邪恶，均不难藉人类的努力、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加以消除。人生的境界，由于人类创造的冲动，不断追求，不断推进，可以日趋改进，而臻于至善。人类之痛苦烦恼，并非无法消除，人类只须抑制罪恶，向上迈进，自可谋社会之安宁，人类之乐利。倡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无由列举。例如詹姆士氏（William James），谓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意志一种除恶为善的推动的因素。绝对的完美的世界，只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世界。人类倘使相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作其主宰，实在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责任，则所谓人生将毫无意义。质言之，詹氏认为人类社会改进推动的因素，乃是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全知全能、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因的上帝。循其说而演绎之，则人类不应信奉崇拜上帝，而反当歌颂赞美罪恶了！这诚为千古之怪论，魔鬼的邪说！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潮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国人遵奉的圭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为代表，可称为西洋型。限于篇幅，兹略陈之。

一、西洋型

其一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所捧为人生观大论战的「押阵大将」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他领导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代表一种极端的唯物论；认为人生并没有什么灵魂和精神，只是一种机械的「质力的反应」。质言之，人类和动物，并无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必须「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的元素」，否认灵魂的存在。其次，为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谓名满中外，望重仕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先生。胡氏的人生观，乃是自然主义的、无神主义的，实和吴稚晖先生异曲而同工。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行，皆是自然的」；「好生之德的主宰」只是一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他又「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狗，一只猫，有什么分别！」质言之，胡适之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是「人生观」乃是「兽道观」！这乃无啻沦人类为禽兽！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协力反对不合天道人道的无神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对于这位鼓吹无神的、唯物的「兽道观」的学者，竟惑于其在学术界之所谓声望，提议要为其建造铜像，正不能不为中国思想界叹惜。

二、中国型

这可以钱穆、唐君毅二氏为代表。钱唐二氏和吴胡二氏，立说异趣；他们反对唯物思想，强调天道人道，他们也谈上帝，灵魂，而且忧心世道人心，珍视宗教价值，表面看来，较诸吴胡，似胜一筹。惟是他们既标榜「人文教」，他们的境界，只限于人文，在他们心目中，自是「天道远，人道迩」。他们虽「风闻」有上帝，却没有「亲眼看见上帝」（伯四二5）。「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一20－23）所以他们一方面把上帝视作平常，不必敬畏；一方面又以为上帝虚无渺茫，无从认识，因此也无从相信。于是把一位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我们的「生命之主」，和「自然」，和「宇宙」，和「真如」，和「涅梁」，和「天」和「地」和「道」乃至和「己性」、「我心」，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使真活的上帝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哲学的名称。如果他们真信有上帝的话，他们的上帝乃是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所构成的概念。此皆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同有的偏差，因为他们的灵眼未开，未受天启；一切未从圣灵重生的自然人，自「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作者对二氏敬业乐道的精神，向所敬爱，余皈主以前，创办江南大学，且曾聘其分任教务长与院长，历年为其恒切祈祷，每至涕泪纵横，雅不欲对其所见，加以深论。兹仅就其著述，恭录数节，以见其对于人生了悟之境界。

钱穆先生论「人生之路向」说：「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也不偏向物，也不屹然中立。他们只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他们有一个远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乃是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因此儒家不走宗教的路，也不想建立一个上帝」（力生谨按：上帝乃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断不容被造物来把他「建立」，如果说「建立一个上帝」，那等于说作一个四方的圆形，乃是一个矛盾的名词），又说：「他们只说性善，说尽己之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里。」（力生谨按：《中庸》说：「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天命之谓性」。可见人若不知天「上帝」，便不能尽己之性。譬如一人，若无镜子，便不能照见其本相之丑恶与否。关于此理，余另有专书论列。）因此钱氏反对基督教，认为「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组织」，（力生谨按：上帝乃造物之主，非由人「安排」；基督教乃是上帝的启示，非由人「创立」，不是「世上的小学」；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间的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也会向人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向前」！（力生谨按：上帝仅向罪人掩面，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六37」何谓「禁止人生向前」？上帝乃是人类生命福乐之源，他是我们的牧者，一生一世，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参看诗篇二十三篇，上帝乃生命之主，何至「吞噬人生」？）钱氏又论「人生目的和自由说」：「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甚至说：「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你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力生按：儒家主张「人皆有是非之心」，何以「不该有是非之分」？又谓「非礼勿视」，是则电影不可滥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自杀不是大德。钱氏所论，乃自反其所信的儒道，究将何以自解？）钱氏在上文中又说：「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上出发」；「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没有好的可挑，只好挑次好的，没有次好的，只好挑不好的。当其没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的。……人到了吃不饱、穿不暖……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境界线上去，到那时，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 诚如钱论「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而不是伦理道德中的事；甚至以「人吃人，不算得恶」，则不仅与「饿死事小」，「明明德止于至善」的教训与道理，大相迳庭；而且摧毁了一切是非善恶之绝对标准，以及伦常礼义的崇高精神，而彼杀人「吃人」，残民以逞者，也正大可援引钱氏之说，曲自辩护；而钱氏「自由选择」之说，将成为不择手段，为非作恶的护符！则钱氏对其自己所倡导的「人文教」，又将何以自圆其说呢，一言丧邦，可勿戒慎！

其次，唐君毅先生在其近著《哲学概论》第四部「人道论」中说：「在旧约中，述说上帝每创造一物之后，都说上帝看来，如此是好的；人最初亦即生活于乐园之中。直到现在，传教士仍时以人之有机体构造之灵巧，及种种万物之足以养人，来证明上帝之存在，及其对人之恩典，与此世界原始之善。譬如说，人与生物，皆生于地球，今假定地球，如再近太阳一百里，则人类与生物皆将热死；再远一百里，则人与生物皆将冷死。……又人与生物之有机体之构造如此灵巧，其中如丧失一部，人亦即不能存在。……此岂不证明上帝造世界之原始之善。此上所论上帝之一名，如改换为自然，结论仍然可以一样。即自然中所生出之人与生物，能与其所在之地球之气候环境等相和谐」。他把「上帝」当作「一名」，故可「改换」为「自然」，认为「仍然一样」。是则宇宙万物，既无造物之主；世界人类，亦无生命之主，一切都是决然混然，「自然」的产品！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这便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根本偏差；把人生的本末完全「颠倒」（语本唐氏）。他这一个「颠倒」，第一乃在天人之际，不分本末；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他不但把天道人道等量齐观，认为「天人之际，相对相望，相辅相成，相依并进」；而且认为「天道不足，须由知人道以知天道；人生除一切知天道之事外，仍另有其立人道之事实之本身，以补天道之所不足」，殊不知即依照孔子的教训，天道乃为人道之本，「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第二个「颠倒」，乃在生死之道，「敬死者」，而不敬真神。他把生命之主，复活之主，道成肉身，永生神子，耶稣基督，列在「死者」行列；所不同者，仅在其「情在天下万世」，「故孝子贤孙，以其诚敬，祭其祖宗，则其祖宗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乡之人，以其诚敬，祭其乡贤，则乡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国之人，以其诚敬，祭其忠臣烈士，则忠臣烈士之鬼神之情得其寄；天下之人，以其诚敬，祭仁心悲愿及千万世之圣贤，则圣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而凡一家之人，一乡之人，一国之人，天下之人，一切足以直接间接上应合于死者生前之所愿望者，亦皆足以成死者之志，而遂死者之情，足以慰其在天（力生按：恐非「在天」！）之灵。是皆非徒文学上渲染及姑为之说之词，皆为澈通幽明死生之道路之实理与实事，而为吾人之直下依吾之性，顺吾之情之所知，而可深信而不疑者也。」因此，唐氏主张「敬死者」、「敬鬼神」（力生按：他把鬼神并称），人「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乃为死人，不是真神。

其三，他第三个「颠倒」，乃是昧于祸福之辨，并斥罪人悔改，皈依救主，乃为一种「人生观之高级颠倒」。唐氏认为「视人之生命心灵与精神所求之无限无穷之真理美善神圣之价值，皆超越外在于人之上，以属于天国或神或上帝，而为人之自性中所本来无有者，此乃原于人之将其自性中实本来具有之无限无穷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存之天国上帝与神而生之颠倒见」。「而不知由自觉其内在之光明之源泉，直接求超化其内在之黑暗，以自开拓其光明，此即为一高级之颠倒」。这乃显然是一种狂妄亵渎，扬己抑神的强烈的「自我神化」（Self-deification）思想，或变相的无神主义！

其四，他第四个「颠倒」，乃是昧于「恩」「义」之分，「圣」「罪」之别，徒尚慈悲，（不讲公义）要使天堂地狱互相妥协。唐氏说：「西方有诗人柏莱克者，尝作诗名天堂与地狱之结婚，盖谓此人间，即天堂与地狱结婚之所。窃谓天堂如父，地狱如母；地狱生子，还以天父为姓，以住人间。然天父若不能如佛之住地狱，而起大悲，又乌能生子？」殊不知唯独天父上帝，才是「恩」「义」兼备，他爱世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众生之罪，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代受地狱之苦，使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不受地狱永刑，反得永生福乐。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死在过犯之中，却因信奉他的名，就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参看约三16，一12；腓二6－8；弗二3－6）。唐氏认为「人如何可致自身之清净，由邪生以成正生，由枉生以成正生，此其道无他；即去一切人生之颠倒见，颠倒相，而拔一切颠倒性之根，以使人之具无限性之心灵生命之自体，复其正位。」但如何去其颠倒，「复其正位」，唐氏并未提出有效的办法，而却说：「去其一切颠倒，实难乎其难。」其言适足证明壮士不能自学其身，罪人深陷罪中，力难自拔其「颠倒性之根」；只有圣父自己道成肉身，为我们舍身，流出宝血，洗净罪孽，才能使众生「因信称义」，「去其颠倒」，「复其正位」；从「可怒之子」成为「神的儿女」。关于此义，须待专书，兹勿深论。惟有一言，不能不警告世人者，诚如唐氏所言：「由人生之颠倒，以观人生，实大皆为邪生而非正生，亦枉生而非直生，此亦即人生之所以可厌、可叹、可悲、可怜之故。」「人生于世，实无往而不可自陷于颠倒；而实亦时时处处，皆生活于种种颠倒之中……于颠倒者视为正，则此本身，实已是颠倒；而世之学者，更多不能免此！」「人之欲免于颠倒者，乃恒才出于此，又入于彼；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危微之几，一念而天旋地转，上下易位，诚哉其难也。至于人之才智愈高者，其心思之所及者，亦愈博而愈广，愈锐而愈坚，其人生之颠倒相，亦至繁而至迹，愈强而愈烈，」卒至以伪乱真，以是为非，以祸为福，敬鬼渎神；重人道，薄天道；甚至以地狱与天堂合流，以地狱与天堂可以「相代，相错杂，而更无一念知其分别」。是乃因罪恶侵犯人生，所生之根本颠倒相。郎布罗梭尝举「无数西方天才的生活，来证明天才与疯狂同根」，此诚古今天才与哲学家之悲剧！吾人雅不欲有所论辩（以语论辩，当待专书），而实仅引其自道之言，藉资平心检讨耳。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一四12，一六25）「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看的人也少。」（太七13－14）人生的大道「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一一25）「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赛五20－21）愿今之学者，如吴、胡、钱、唐诸氏谦卑痛悔，去其颠倒，认识真道；始能找到生路，认识天父。日夜祷之！

甲  人类的本真与原罪

人类的生命，从何而来，究将何往，可说是人生最应探究的大问题，而芸芸众生，却类都对之不求甚解，甚至以为无关痛痒，漠不经心。而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宗教家和科学家，虽著书立说，汗牛充栋，惟他们的思辨和假说，却都不能提供圆满的答案。圣经里面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一26）这乃是我们天父上帝自己的启示和见证，乃是对这个问题最可信的答案。我们从他而来，还要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人类，本有上帝儿女之尊荣与自由；宇宙万物，莫与伦比。乃近代进化论者「认兽作父」，竟把人类当作猿猴的后裔，以神子的尊荣，沦为一般的畜类。而事实上，我国学者如胡适之先生等，确实教导国人，把人类当作「动物之一种」，「与狗猫并无种类的不同」（见上节引）。事之荒谬，孰逾于此；乃我国人，犹复尊若圣贤，宁不可怪！这并非我们仅从宗教的立场，固事抨击胡氏；即近代科学家，如培根、牛顿、赫胥黎、凯柏勒（Kobler）、法勒台（Faraday）、凯尔文（Kelvin）诸氏，皆已一致斥进化论之谬妄。而达尔文本人到了晚年，也自承错误，恨不得收回其著作。诚如赫胥黎说，人与禽兽，各有其截然独立、无可混淆的分界。（经云：「各从其类」「创一21」。）氏又谓人与猿猴之隔，乃无限量，仅就灵性道德而言，人类乃永居万物之上。进化论者，虽遍游寰宇，欲觅一动物，可列于人猿之间，以为媒介，却终不可能；此即所谓「缺少之环」（Missing  Link），实足证明圣经记述，信而有征；「各从其类」，无可混淆；人兽分际，永难泯灭也。

人类之本真原有神的形像。此所说的神的形像，乃是指神的公义、圣洁、仁爱、良善的本相而言。析言之，人类在堕落犯罪之前，乃原有灵性、有智力、有天良、有道德、有宗教信仰，此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性。人类的受造奇妙可畏；即就体格而言，其五官百体，已令人不可思议（参看诗一三九14－15）。上帝在伊甸园中向始祖显现，后向众先知显现，最后藉主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都是人体，而不藉其他物类（而不像神怪小说，有猪精、猴精、蛇精……各种奇形怪相），当有其无限神圣奥秘的深意。故人类虽有肉体，但恶的根源非在肉体；人之大患，并非「为吾有身」（《道德经》十三章）。而人的身体亦非如佛家所说是什么因缘和合的幻相，更非三界流转、六道轮回的产品；而乃是「圣灵的殿」、「公义的器皿」。所以人类不当妄自菲薄，咒诅其身。语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何况这乃是我们天父的形像。诺斯底派（Gnosticism）以物质为万恶之源，认为我们这属地的身体乃是痛苦烦恼的根源，因此认为脱离肉身乃是人类得救的要道，实为一个严重的异端。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虽是强调主耶稣的神性，但他的书信却有另一个任务，便是斥责那否认主耶稣人性的，乃是敌基督。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世人论辩，不得要领，乃以不知问题的关键在始祖之堕落。人类既是照上帝形像造的，在其堕落以前，其本性乃是纯善；其仁爱、圣洁、公义、良善，概与上帝相似。上节所举的有些学者认为「人类自性中本来具有无限无穷美善神圣之价值」，应指始祖没有堕落以前的境况而言。那时人类的灵性肉体，相合无忤，灵命健全，绝无不良的情欲；在伊甸园中，与神交契，同居同行（创二15－16），真是「顶天立地」，「俯仰无愧」；不必藉裙遮体，不必躲避神面（创三7－8）。那时真是名副其实，确为万物之灵，全地万物亦归其掌管统治（创一28，二19）。但是，从始祖堕落以后，便自惭形秽，「赤身裸体」，要编造「无花果叶的裙子」，（老子所斥的「仁义慧智」，以及凡俗的礼仪宗教，便似这裙。）以求遮蔽其丑恶；结果却是无用，还是躲避远离，不敢正视圣洁的真神，终至被逐出伊甸，丧失乐园（创三7－8、28）。这不是神话寓言，而乃是人类最惨烈的悲剧、最严重的问题；这乃是人类本性善恶、圣罪；人类命运祸福生死，分辨的关键。乃世之学者，昧于此点；徒作性善性恶之争辩，以及「明性见心」、「归真返朴」之空想，又何怪其心劳日拙，无济于世。

人类犯罪的结果，不但灵性堕落，天良泯灭，心地昏暗，灵眼失明，不能认识上帝，不能施行公义；受制于魔鬼的权势，作了罪恶的奴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六5），「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加五19－21）；而且地也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人类「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妇人怀胎，「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创三16－19）。「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受造之物受了败坏的辖制，服在虚空之下，失去了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无由自拔（罗八18－22）。佛教所说的苦谛，固为千真万确的事；可惜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徒见人类病态之浮表，而未找到病症的根源；故其救法，只是扬汤止沸，而未能釜底抽薪。

人类犯罪最可悲的结果，乃为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23）。这死亡的意义，不如一般哲学家宗教家所了解的那样简单；这不仅是肉体的死，归入尘土，而且又是属灵的死，和上帝的生命脱离了关系；这不仅是一次的死，而且还有更严重的第二次的死，乃为永死（创三19－24；来九27；启二一8）！道家看破了生死大关，以生为大患，死为解脱；以生则心为形役，死则安息自由，重归其天地自然的老家。但这仅是一种泛神哲学家的空想。近人习于「精神不死」、「浩气长存」的旧说，又复惑于西洋学者所谓「大我」、「社会我」、「精神我」种种的俗见，以为人类只须立言立德，则「琴亡乐存」，不必恐惧死亡，无需追求「永生」。而且以为虽死犹生，迷即是悟，无明即真如，烦恼即涅梁，甚且以为「天堂地狱，可以结婚生子」。但是这些「自我陶醉」的设词，仅是一种灵魂自杀的安眠药；这种讳疾忌医、麻醉心理、自慰自误的办法，终不能挽救人类永远沉沦的命运。

乙  人类的重生与永生

世人唯一「出死入生」（约五24）的得救法门，端在皈依已经征服罪恶和死亡权势的生命之主耶稣基督。这并非基督教偏狭的门户之见，而乃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且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林前一五20－22、47）基督徒「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约一13）我们本为可怒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弗二26）。所以基督徒虽在世上，却是充满天上的生命，和我们的救主联为一体；不再为己而后，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五15），而要把天上丰盛的生命与恩典，藉着神的能力，运行在人群社会之中，好叫失丧的世人，也能「出死入生」，得着神的生命与恩典。

基督徒乃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基督徒在世为人之道，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太六33）；「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太二二37－39）。基督徒「修身」「尽己」、「学道爱人」的工夫，绝不在其他宗教之下；但其间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便是要以「爱神」为起点，要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首要。语云：「本立而道生」，这一个本末之分，非常重要；否则舍本逐末，必落虚空。中国人常说「敬天爱人」，但事实上，「天」的观念根本模糊，何有可敬之对象，更无敬畏之实意。空言「爱人」，不务其本，结果乃口惠而实不至。近人虽强调「立人道，以顺引地道，而上承天道，是一极高明而道中庸，至简至易的圆成天地之教」；但卒自承这个至简至易的「圣贤之道，圆成之教」，其中乃有「更大的艰难」；而且认为「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而「真君子亦终将受感染，而多少成伪君子，由是而此整个社会文化中之一切人之精神，即可互相索挂拉扯，而同归于瘫痪麻木」！故「知行合一」，始终为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所向往而不能实践的大悬案；盖「人生有穷愿无穷，圣贤人格，无论升到如何境地，其所体现的毕竟不可能是天道或上帝的整全，毕竟只是其部分，这是牟宗三教授所谓圣人的悲剧」！

基督徒鉴于这种「悲剧」，自当人溺己溺，悲天悯人，为天国的奥秘作见证。基督徒在灵命上，虽有属天地位，却非遗世独立，愤世嫉俗；而乃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心超世人外，身居世人中（约一七15－16）。基督徒要作「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太五13－14）。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乃与基督同钉十架，「和他一同埋葬……使罪身灭绝」，「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罗六3－11）。他已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公义、圣洁的「性情有分」（彼后一4）。这乃圣灵默化的奇工，乃是因为主在信徒里面，信徒在主里面，主我同化所变成的荣形（林后三18）。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有见证的力量（腓二15）。但这绝非自负自义存养修练的工夫，更非矫情造作外表的改化；一个真正亲眼见过上帝，与神有密切灵交的圣徒，必定在圣光里面照见其自性之败坏，从而绝对谦卑，能够虚己舍己。这所谓虚己舍己，并非佛家灭身息命的空无遁世主义，亦非如尼采所讥评的所谓「奴才道德」。一个基督徒愈能虚己舍己，便愈能奉献身心，亦愈能顺从圣灵，愈能得到圣灵的大能，配作上帝公义的器皿，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基督荣耀的国度降临在人间。

但是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约一八36）。基督教认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是虚空（传一2）。这不是佛教的空苦主义，因为我们相信在日光之上有荣耀国度，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启二一2）。基督徒不贪恋尘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腓一23）；但这不是厌世悲观，亦非遁入涅梁；亦非如道家之以天地自然为父母，与万物合化的泛神主义。基督教相信灵魂不灭，身体复活，相信永生（参「使徒信经」）。这个肉身乃是暂时寄居在尘世的帐棚，「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等到它拆毁了，必得上帝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林后五1－6）。「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四18）许多无神论者不信灵魂不灭的真理。例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氏（Voltaire）生前诋毁圣经，认为必随科学进步而消灭；殊不知他自己的寓所在他死后却作了推售圣经的书屋。而当其临终之时，面临死亡黑暗的恐怖，尤惊惧战栗，发出了「上帝拯救我；耶稣拯救我；上帝怜悯我，耶稣基督怜悯我」的惨绝人寰的悲鸣！此正足为今日拒绝福音、不信圣道、狂傲自负的哲学家之设鉴！

不信救主的人与神的生命早已隔绝，乃是行尸走肉，虽生犹死（创二17；太八12；提前五6）。他们以为一死即可了事；殊不知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死后必有审判（来九27），世人无论其如何博学能文，辩才无碍，仍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第一次肉体死了以后，还要进入第二次的永死，受永远的痛苦（可九47－48；路一六24；帖后一8－9；启二11，一四11，二○6，二一8）。感谢天父，因他无限的慈悲和测不透的智慧，他竟差遣爱子降世为人，代死十架，「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三16－17）主耶稣基督乃是生命之主，他明明向世人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一一25－26；并参看六47－56）他是信实的主，决不能大言欺世，断不能背乎自己。他「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赛四五23）；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一一九89）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竟对他望望然了去之（参看约六60－66）；甚且斥为愚拙（林前一18）。

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学者惑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虔见，对于身体复活的真理提出严重的驳议。他们的理由，以为人死以后，身体分化，各种成分便分别进到其他动物植物以及人体之中，安有再行归回、恢复原形之理。此可以马新托虚（Macintosh）为代表。马氏之说，实属一知半解，浅薄幼稚；自鸣科学，其实并不科学。因为照近代科学家的研究；我们现在活着的身体，其构成的元素，如氢、氦、氧、碳，以及磷、碘、铁……各质，乃是时刻新陈代谢、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约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元素不能存留到一年以上（见美国华府Smithsonian研究所报告）。易言之，即从纯物质的观点来说，即使我们活着的身体，也是年年不同，时刻分化，然却并没有使我们解体。复据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莱应博士（Dr．J. B. Rhine）经过了三百多万次的测验，人类的心灵作用乃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灵命乃是不朽的。何况复活乃为超经验的、超科学的、上帝所行的神迹。

还有些学者讥评「身体复活」，以为未免注重肉体，过于庸俗，不如「精神不死」，义理高超。殊不知经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一五50）。这种复活的身体，乃是不能朽坏的、不能毁灭的，乃是荣耀的、满有属天荣光的，是富有新的能力的完善灵器；这乃主在受难之前，曾向彼得、雅各、约翰于登山变形时显现（太一七1－8）。受难之后又用许多凭据，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徒一3）；乃是上帝「新创造」的结果，乃是主耶稣基督征服罪恶、征服死亡、配作独一救主、且巳完成救赎大功的印记，也是基督教超越一切自然宗教之特征；绝对不能同「精神不死」那一类「自我陶醉」的空谈相提并论。

基督乃是「生命之主」，基督信徒既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不怕目前的艰难；亦不再介意目前的痛苦；而恒瞩望「将来要显于我们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罗八l8；林后四17）；并「求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三1－4；并参看林前一五50－54；帖前四14－18）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基督「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我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壹四4－5，五4－5）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弗一10），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林前一五52）。而且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地和地上的都要烧尽。（彼后三10－13，现在原子战争，一触即发，此事当不在遥。）那时万物都要复兴（参看赛六五17－25；徒三21）；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弗一3－23）；万口都要颂主，万膝都要跪拜（腓10－11）；神要带领他的众子进入有义居在其中的新天新地（来二10；彼后三12）；并擦干我们的眼泪，和我们一同享受永远的荣乐（启二一1－8）。这乃是人生的大奥秘，乃是用七印严封的书卷，天上地下，无论何人，哲学家和宗教家，都无法可以展开窥测，只有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洗净了世人的罪孽、战胜了世界和吞灭了死亡的基督耶稣，永生神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才配展开（启五章）而感谢上帝，这一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生命的奥秘，并且已藉着圣灵向信他的圣徒显明了！（林前二章；西一26）愿神开恩，使本书读者，转迷成悟；归依「生命之主」，信奉「生命之道」，衷心祷之。

古今中外，关于论宗教的著作，虽是汗牛充栋，但其对于宗教的认识，却不免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觉。而世俗学者，尤且以伪乱真；致令芸芸众生，蚩蚩者氓，对于宗教的真伪，根本无从判别，因是误入歧途，惨遭沉沦。是诚有心救世者，不能不加慎思明辨的重大问题。综合世人对宗教的错觉，简要言之，可分四端。

一、误以宗教为哲学

真正的宗教，不是哲学，不是世智；而乃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救法。经云：「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林前四20，二5）。「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二8）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理性主义支配人心；学者误以「人为万事之权舆」，从而本末倒置，以哲学取代神学，以人智否定圣经，根本不信上帝的圣示天启，徒凭主观的空想、哲学的思辨，以及心理学的原则，把上帝当实验室里的东西来研究，甚至更僭妄地照人的形像来创造上帝；使一位又真又活的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主宰，成为一个哲学的名词，抽象的符号。「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一21一22）哀我众生，不信上帝，不信圣经；却偏信这些「自称聪明反成了愚拙」的哲学家，误以「虚空的妄言」，乃为救世的真道，遂不知不觉，陷入他们的罗网，作了哲学的俘虏。此吾人不能不加明辨者一。

二、误以宗教为伦理

真正的宗教，乃是上帝救世的福音，并不是一些空洞的牖民劝世的伦理教训。基督教虽亦是一个伦理的宗教，还有一个至圣至善的典范，垂为圣徒共遵的标的。但伦理和救赎，却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而救赎乃为其本，伦理仅为其果。只有一个真正救赎的宗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伦理的宗教。一则因为圣洁公义乃是上帝的属性；其他各教，虽有许多嘉言良箴以及一套精微的伦理道德的体系，但都是出于人的造作。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人类造作的伦常教条，乃是「大伪」，不是「大道」。二则人的自义，在神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不合上帝公义的圣洁的标准；「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三则，人之为善，仅为老我自义；藉曰真能存心养性，「抢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亦乃由于神的普通恩典，使人类社会，可以粉饰承平，相安一时。若非藉神特殊恩典，由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赎罪，靠其宝血的洗涤，圣灵的感化，使我们重生成圣，我们断不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和上帝的性情有分。且人类之得救，非靠自义，乃藉神恩。人类自救论（Auto-Soterism），不仅为柏拉纠（Pelagius）的异端，实尤为一切凡俗宗教的同病。现在举世鼎沸，恶贯满盈；即为人类拒绝救恩，自义失败的明证，此吾人不能不加明辨者二。

三、误以宗教为文化

基督教乃为上帝的启示，系属天的圣道：而文化乃为人类生活思想之形态；二者非同一物，未可混为一谈，等量齐观。吾人固不否认基督圣道，对于推助近代西方文化之影响。教会史权威斐利夏夫（Dr. Philip  Schaff）谓基督教以其教义之崇高，理想之超越，乃为近代欧美民族新生和文化改进的动力。惟是圣道为本，文化为末；二者殊科，未可混淆。且人类文化，有两方面的关系，一为人类对外物的控制（创一28），一为人类对上帝之责任（创二17；出二○3－11）。上帝为天地万物之造物主，以及最高的统治者，他「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一3），「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离开了他，「就不能作什么」（约一五5）。我们离开了上帝，便不能创造优美的文化。现在文化失调，文明解体；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如史宾格勒、如汤恩倍、如苏鲁根、如屈鲁柏德（Trueblood），都异口同声，警告世人；而推其根源，此即人类文化与上帝之道脱离关系，所生的病态与危机。我国若干所谓基督教的学者，无视近代文化偏弊的症结，尤复昧于基督圣道「安定在天」、「万古长存」的特性，实乃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乃竟本末倒置，削足适履，妄想使神俯首就范，使上帝的道迁就中国文化的传统，建设什么「中华基督教神学」。更狂妄的，甚至以为「单靠耶稣的血来签字是不够的；要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血来签字」，「准备自己的血，以中国的旧约（中国固有文化）为根据，以耶稣的新约为参考，来与上帝订立一份关于中国及中国人与上帝的新关系的中国本新约」。如此僭妄亵渎，洵为骇人听闻的异端，实乃藐视救主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宏恩，「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他要受的刑罚……真是可怕的！」（来一＃29一31）此吾人不能不加明辨者三。

四、误以宗教须进化

真正宗教，乃是上帝的话。经云：「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诗一一九89一91）「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惟有你永不改变。」（诗一＃二25一27；来一10一12）主耶稣也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二四35）且真正的宗教，非人类的发明，乃上帝的计划。古今中外，先圣先贤，悲天悯人，谋道创教，只是在暗中摸索，水底捞月。而基督圣道，乃为上帝在创世以前早已确定的救世计划，乃为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士能者。」（启一8）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一三8）「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一17）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一二2），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得荣耀尊贵为冠冕，要领我们进入永义，居在其中新天新地的荣耀里去（来二9－10；彼后三13）。他乃是历史的主，整个人类历史的行程，从今世到永世，乃以他为中心为依归。易言之，上帝乃是一直在前面引导人群。且在神「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谓过去未来，仅为凡人的看法，世俗的浅见。而今人惑于「进化论」之谬见，以为人类文明，日新月异，宗教亦应随时代的进步而革新。尤为幼稚浅薄，不合科学的浅见。根据考古学者、人种学者、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精详考证的结果，人类宗教信仰，乃是堕落的，现在外邦所奉的异教，乃是原始的纯正的一神信仰的变质腐化的结果。关于这点，作者已于《总体辩道学》卷三「宗教篇」中，加以详论，兹不详涉。所不幸的，基督教会里面，有所谓现代派的新神学家，惑于近代进化论的学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弗四14）；丢弃了一切超自然的因素，完全根据平凡的自然主义来诋毁圣经，不但使基督圣道，名存实亡，并且还要照他们的形像制造上帝，使一位全知全能、超乎自然的、天地万物的主宰，低首就范，要合乎他们所能理解的标准，而美其名曰开明、曰科学、曰进化；使超凡绝伦的圣道，与庸俗的自然宗教等量齐观。离经叛道，孰逾于此！此又吾人不能不加明辨者四。

人类为万物之灵，和其他动物，迥乎有别，乃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有上帝的灵在里面，乃是有灵的活人（创一26，二7），故有敬神的特性。考各国历史，在远古之时，莫不有信仰独一真神的古传。原始的一神信仰，敬神之心，乃与生而俱；现在外邦国家信仰多神、泛神，甚至迷信邪灵，鬼怪妖魔，符咒邪术，乃是人类宗教信仰变质堕落的结果。

现在考古学者，从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县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里面找到了确切的证据，都承认中国民族，最初便有「昭事上帝」的纯正的宗教信仰。约翰罗斯氏（John Ross）在其所著《中国民族的原始一神信仰》一书中，便认为中国民族的上帝观，渊源甚古，几乎在最古的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页即可发现上帝的名词。而我们从古代的经书里面，也可看到顺天敬神之心，乃流露于君臣上下之间。他们信上帝为造物之主，如云：「造化之主，天地之宗」；信上帝为众生之父，如云：「天生蒸民」；信上帝为众德之源，如云：「天生德于予」；信上帝伟大的权能，如云：「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又信上帝公义的审判，如云：「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

再从亚述、印度、埃及、伊朗、巴比伦、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也都是先有一神信仰，以后才堕落，趋于多神和邪灵的迷信。在旧约里面，更使我们清楚认识，以色列人之背道堕落，悖离真神。史密特博士（Dr. Wilhelm Schmidt）在其十二卷的巨著，《上帝观念之起源》（Der Ursprung Der Gottesidee）中指出：世界各种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是敬拜独一至高真神；以后始行堕落，变质，趋于拜物主义、图腾主义、精灵崇拜、鬼怪迷信。近代著名的人种学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也都维护史氏之说。还有许多经验丰富的宣教士，本其和各种部落民族长期同居，深切观察体验的结果，都能从他们现在的拜物教中，看到潜伏在其后面蕴藏在底层，有一种固有的敬拜独一真神的宗教信仰。徒以障于罪而蔽于物，遂使他们固有的纯正信仰，模糊湮没。正如一位色盲，或是戴了颜色眼镜的人，不能看到事物的本相。一个被魔鬼「弄瞎了心眼」的不信的人，「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自亦不能认识「上帝本体的真像」（来一3）。我们明乎此，首应揭开他们蒙在「心上的帕子」（参林后三14一16），除去他们眼睛上面的鳞片（徒九18），把他们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带归真神，恢复其固有的纯正信仰。同时，我们更应正告国人，那些讥评基督圣道是「洋教」的，以及斥责信奉圣道，皈依基督是「忘本」的，乃是根本不明人类历史的真相，更是没有认识人类和中国民族宗教的本源。

根据客观史实的证明，复有许多权威学者的考证，从南极到北极，从东方至西方，从粗野到文明，所有一切民族，本来都是信奉真神。「昭事上帝」，乃是人类与生俱来之本性，乃是人类宗教的本源；因为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人类和万物不同，非从猿猴进化而来，乃照上帝形像而造，原有上帝的灵和荣形，自有认识上帝，昭事上帝的天性。一切外邦异教，偶像崇拜，都是宗教堕落的变态。因此真正「忘本」的，不是信奉圣道的基督徒，而为迷信异教的非信徒。故人唯有皈依救主，始能「归真返仆」，认识宗教的本源，回到天父的怀抱。

宗教的因素，概可分为两种：一为客观的（Religio Objectiva），一为主观的（Religio Subjectiva）。

甲  主观的因素

就主观的因素言，乃为人类敬神事神的本性。上文已经论及，人类乃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乃有异于寓兽的属灵的特性，相信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力量的存在。此种本性，非自偶然，非由遗传，亦非由教育；而乃是本乎神授。故宗教非哲学，而哲学家也不能创造宗教。不幸，许多哲学家，侈谈宗教，「用他的理学（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不但把世人掳去（西二8）；并且还妄想照他们的形像创造上帝，诋毁圣道，实在误尽苍生，世人首应儆醒提防。

人类敬神的本性，既由神授，所以宗教信仰，乃是普遍的现象。郭德佛奇氏（Quatrefage）说：世界人类，从最著名的伟大民族到最落后的原始部落，绝对没有完全是无神论的，而乃有两种普遍的信仰：一为信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力量之存在；二为相信死后还有一个永久的生命。不过这种天性表露的形态，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常人往往加以忽视；甚或习焉不察，加以否认。关于此点，计尔教授（Prof. Tiele）特加分析。其一，就崇拜的仪式言，或则隆重庄敬，或甚简单方便，或则并无任何仪式。其二，就上帝的观念说，或则相信一位有位格的，三位一体，自有永有，至圣至善，全知全能的独一真神；或则信奉无数神明，例如印度教，不仅有天神、空神、地神之分，且可由人心理自由造作，多至三万三千馀位。还有理神论（Deism）和泛神论（Pantheism），把一位真活的上帝，变成一种哲学的名词，抽象的符号；或则根本否认其独立的位格，视其与万有与自我为一体。而佛教徒更不信有什么神明，而独相信一种支配三世（今生、前生、来生）的神秘的「业力」，成为一种变相的无神主义。但吾人却不可因其敬拜形式之不同或信仰内容之变质，从而根本否认其固有信神的本性。

但从另一方面来论，现代学者，鉴于人类既共有信神之本性，误以为可求各教之合一。例如，惕立赫氏（Dr．Paul Tillich）认为各国异教乃有基督教的「潜在性」（Potentiality）。而一般现代派「神学家」之宣道神学（Theology  of  missions），则更强调圣道和异教，乃有其会通性（Continuity），从而抹煞圣道之独一至尊性。而汤恩倍之流，更提倡万教合流之说，以期所谓宗教之复兴。我国学者，受了传统的「道并行而不悖」思想的支配，认为对各教应当一视同仁。他们的错误，乃在过分重视人类宗教之相似性，而却忽视了人类宗教本性变质和堕落的严重事实，徒作舍本逐末，粉饰承平，妥协会通的工夫。这正「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太七26一27），又像「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太九16）。

复次，还有许多学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人类根本没有什么敬神信神的天性；有些说若干原始部落民族，并无宗教信仰。我们要答覆这项反对的意见，便是要请他们再作更深入的考察；因为他们的异议，乃是他们考察过于皮相和疏忽的结果。（理由详见上文第二节）还有些学者，又提出异议，以为若干国家或某种人物，不信有神，根本反对宗教；可证人类有效神的宗教天性，乃为不可靠的学说。这项异议，似觉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仍可分三点，加以驳斥。一则所谓「无神论」的定义，如仅谓系特指不信有位格的三一真神而言，此说自不无理由；但我们如从「拜物主义」，迷信「业力」，崇拜「偶像」、「领袖」种种心理的背景来透视，仍可看到他们对于一种超现实、超自然的力量之信赖。崇拜、向往和皈依，此乃人类固有的敬神本性之变质与堕落，而未可完全否认人类有此固有的本性。二则，诚如其言，确有不信上帝的事实，然此乃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后天的影响；例如哲学家的无神思想和各种错误的宗教学说，以及极权国家运用宣传，灌输无神主义，或用高压政策，取缔宗教；惟从最初的历史来证明，实在找不到绝对无神论的证据。诚如郭德佛奇（Quatrefage）氏说，无神主义乃是一种反常的思想；倘使把「反常」的思想和现象，视为一种正常的事理，实在最不合理，也是最不科学。何况此种用外力造成的现象，收效甚微，为时甚暂。历史证明，教会愈遭逼害，乃愈形发展。更就近事而论，苏俄教会，虽受压制，但是他们的潜力，仍是磅礴伟大。名布道家葛培理氏（Billy Graham）游俄报告，说他在莫斯科浸信会听道多次，发现他们所传信息，信仰纯正，毫无「现代神学」、「社会福音」的意味。一九六○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复活节专报，说莫斯科市民，庆祝主耶稣复活节，教堂有人满之患，而糖果衣饰店亦利市三倍。此可反映其人民对神信仰之旺盛！又如中国大陆教会，虽惨遭逼害，却反有空前的兴旺！三则，所谓无神论者，都为幼稚浅薄或外强中干之士。大哲学家培根说：「初习哲学者，每趋无神论；深思博学之士，始能探本穷源，彻悟主宰万有之上帝」；又曰：「无神论乃为荒谬之谈，只是使人自毁其尊严」，「无神思想，大都在口，不是在心；无神论者，类都口是心非，外强中干。」柏拉图亦痛诋无神论者，乃是一些外强中乾，言不由衷之徒，因为无神论者，虽是高倡无神，但到危险临头之时，鲜不低首下心，承认上帝的大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氏（Voltaire）一生讥评圣道，藐视上帝，但到了临终之时，便发出：「上帝拯救我，怜悯我；耶稣基督拯教我，怜悯我！」惨绝人寰的悲鸣！即现代最强烈的无神论者和共党首领，如马克思氏，曾于一八三五年撰论解释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十四节，强调人类与基督合一之重要。史太林原曾专攻神学。克鲁晓夫虽说太空里没有见到上帝，但他早岁却曾熟读新约四福音。英国文豪箫伯纳（G. Bernard Shaw）虽不信神，但亦公开撰论，承认无神论正在导演人类自杀的大悲剧。加尔文（John Calvin）说：「人类认识上帝乃是一种自然的秉赋；人类由于自然的本能，都有若干对神的认识和概念。此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容推诿的道理。基上所论，故敬畏天父，「昭事上帝」，乃是由神赋予的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乃为宗教主观的因素。

乙  客观的因素

再就宗教客观的因素说，如仅有主观因素，而无客观的因素，仍不能产生真正完善的宗教。例如一人虽有双目，却被幽禁在黑暗的洞中，丝毫不见天日，不得亮光，那仍没有视觉，只在暗中摸索，不能有清楚正确的认识。同理，人类倘仅有宗教主观的因素，而无客观的因素，真神特殊的启示，则仍不能获得真光，照明心眼，认识真神。此乃一切自然宗教的根本缺陷。现代派神学家如惕立赫（Paul Tillich）之流，自矜私智，自负不凡；「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一21－22）。便是因为拒绝真光的结果。近人批评惕立赫的神学，仅系暗室中燃起的一根火柴。暗室中人，虽惊喜若狂，趋之若骛；但惕氏之误，乃在「敝帚自珍」，「故步自封」，不肯打开窗户，让「公义之日」光照他，他虽有一些暗淡的微光，而却始终未窥「公义之日」的真光。然此乃古今中外一切相信自然宗教，崇拜人的智慧的学者，所同俱的通病；暗中摸索，不见真光，不仅惕立赫之流而已也。

语云，「道不远人」；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徒一七27）。人类虽悖逆上帝，但神，我们的天父，却始终不丢弃世人。世界上第一个问句，乃是上帝寻找亚当，呼召世人：「你在那里？」（创三9）这一个问句，真充分表明出神在寻找世人的奇妙无比的慈爱。惜乎人类为罪所蔽，畏罪远离，终是怕见上帝，要「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创三8）。诚如经云：「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一5，三19）。

「公义之日」，光芒万丈，照耀人世；可怜世人，为罪捆绑，自囚暗室，深闭固拒，不肯打开窗户；却在里面燃起火柴，沾沾自喜，时息时灭，似见非见；愚好自用，劳而无功；把上帝所赋予他们的「灵眼」，锢蔽不用；好像常在黑暗的幽洞里的人，久不见光，双目也渐渐失去其原有的视觉。同理，我们固有的「灵眼」，宗教主观因素，因不蒙光照，（缺乏客观因素，不获神的启示），也不能认识真神。「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因为没有宗教的客观因素，其原有的主观因素，也因之失去作用；从而拒绝启示，不信圣经；暗中摸索，水底捞月，「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一21-23）。这是古往今来一切自然宗教的哲学以及否认圣经权威，崇拜人类理性的现代派的新神学，虚妄无用，自误误人的根本症结。故真正的宗教，必具两种因素，一为主观的，乃为人类敬神事神的本性；二为客观的，乃为上帝对人特殊的启示；二者如鸟双翼，缺一不可。

 

甲  从启示的种类言

关于宗教客观的因素——上帝的启示，就其种类而言，可分两种，一为普通启示；一为特殊启示。兹分述之。

一、普通启示（General Revelation）

或称自然启示（Natural Revelation，但此名不如前者之确当，故用前名）。其对象乃为一般世人，未必是重生得救的人（包括有名无实的和自由主义的所谓新派的挂名基督徒）。其目的，乃在使一般世人，知有上帝，使其无可推诿，从而寻求上帝。但仅藉普通启示，终虽得到充分的亮光，不能认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种启示，其一，只能给人关于上帝十分模糊的知识，而不能绝对无误的认识「三一真神」（即现代派「神学家」亦不认识圣子耶稣，否认他的神性）；而对于上帝属灵的事，也不能领会，「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林前二14）。其二，无法使人认识罪恶的真义，以为只是一种缺陷，甚且以为善恶并无绝对的标准，所谓恶，只是次一级的善。有些教门，只讲人生的苦痛，而忽略人类的罪恶；故其一切说教与修为，根本不能解救世人之苦难，除去世人之罪孽，作为世人得救的凭藉。其三，根本昧于上帝伟大奇妙的救恩，不能认识独一得救的道路；从而惑于「道并行不悖」之说，以为万教可以殊途同归，会通合一。

二、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

其对象为重生信徒，神的儿女，乃是上帝藉着圣灵，向他们显明；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自然人，和未经重生的挂名的基督徒，以及现代派的所谓「神学家」，都无由了悟，不能领受。（林前二7-14）

特殊启示的内容，概有三点。在圣经历史上，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藉律法、先知、和审判，使人类认识三大真理。其一，乃为对神——使人认识真神之三位一体，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圣洁公义，及其无比的荣威。其二，对「己」——使人认识人类原有罪性之可怕，已完全败坏，绝对无法自救。其三，对「道」——使人认识救恩之伟大奇妙，与绝对可靠有效，而且无法抗拒。

特殊启示的方式，亦概可分为三点。其一是藉先知——基督圣道和凡俗宗教，有一个根本的异点，便是其为真神的启示，而非出于人意的思辨或传说。儒者著书非曰「诗云」「礼云」，即谓「子曰」，或托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说。而佛家写经，则更用「如是我闻」道听途说的口吻。而圣经上所有的预言，则「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后一20-21）先知或见异象，或闻神声，把神的话写下来，故常称「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而「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太一一13）到了主耶稣基督，便登峰造极，故主耶稣乃为最大的先知。其二，是藉神迹——神迹乃是「事实的启示」，乃和上帝话语的启示，相辅而行，相得益彰；乃是上帝按他自己的旨意，用超自然的力量和作为，见证他的话语与应许，及其伟大的救恩；（来二4）而到了主耶稣降世，神迹便登峰造极，故「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乃是上帝最大的神迹。其三是藉「现身」（Theophony）——旧约中「神的使者」，乃为神的「现身说法」，这到了主耶稣降生，道成肉身，便登峰造极。基督圣徒，藉着耶稣基督和圣灵，使「以马内利」，成为属灵的实在；而其更圆满的显现，则为主耶稣再来，及新耶路撒冷自天而降。「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就全知道」（林前一三12）。

乙  从启示的结果言

从启示的果效论，亦可分为两种，一为凡俗的自然宗教，一为神创的启示宗教，前者出自普通启示；后者，本乎特殊启示，兹分述之。

一、自然宗教

乃是普通启示的结果。普通启示，一方面乃是藉着自然现象；一方面乃是藉着人类历史。就自然现象说，如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天者，群物之祖也」（董仲舒）。「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姻媪，万物化生」（程明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伊川）。又曰：「风起见雨，震雷闪电，花生花结，非有神而何？」（朱熹）就人类历史言，如曰：「上帝不常，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书经》）。「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者必有大咎」。「多行不义，必自毙」。「夫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左传》）。圣经也告诉我们：「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它的量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诗一九1-4）「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徒一四15-17）「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徒一七24-30）又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一19-20）但是上文已加指出，仅仅凭藉普通启示的自然宗教，不能有得救的盼望，因为，第一，对于上帝无正确的认识，结果便自我神化（Self-deification），或自造上帝，把真活的上帝，成为一个虚妄的哲学概念，或无知的偶像。第二，对于罪恶无正确的认识，结果便自负自义，漠视人类罪性之可怕，不能脱去死的「毒钩」——罪（林前一五55-56）。第三，对于救恩无正确的认识，结果便误以人可自救（Auto-Soterism），拒绝救主，不信福音，实为人类最严重的危机。平心而论，普通启示，乃亦本诸上帝的普通恩典（Common Grace），初非绝无可取；（至一切旁门邪道，显系魔鬼作为，自当别论。）但学者之误，乃昧于普通启示与特殊启示，本质之不同，从而等量齐观，甚且顾此失彼，抱残守缺，根本不信特殊启示，这乃是一切自然宗教和新派神学的根本偏差。关于此义，除于本书「基督教的天道观」已稍论列外，著者尚须撰卷陆「救恩论」及《总体辩道学》卷三二书，加以申论。兹暂勿详。

二、启示宗教

真正的宗教，乃是神创的特殊启示的宗教。基督圣道，不是人造的自然宗教，或抽象的哲学思辨，乃是上帝完全的救法，伟大的救恩。最初神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方多次晓论列祖；后在末世藉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亲自现身说法，阐明这伟大奇妙的救恩，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来一2，二2一4）。整部圣经，便是上帝救世计划的完全的启示。概括言之，可分四部。其一为旧约，主要的乃为圣父预备救法；其二为四福音，主要的乃为圣子作成救法；其三为使徒行传与书信，主要的乃为圣灵推行救法；其四为启示录，则综论救法之最后归趋。神学家史德朗氏（Strong）说：外邦宗教，无论印度、波斯和中国的宗教著作，都无一贯的系统；独基督圣道，则一脉相承，前后贯通，一幕一幕，引人入胜。兹略述之。

1．救恩的预备：救恩乃出于上帝预定的旨意，在创世以前所早已决定的计划（参看弗一4-5、11）。主耶稣基督，乃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只有他配展开那书卷（参启五1-10）。始祖犯罪以后，虽被咒诅，但已得到宝贵的应许（创三15）；所说的「女人的后裔」，即为童女所生的救主耶稣；「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即预表要给魔鬼以致命的打击，以及救恩大功的完成，学者称之为「预表福音」（Pro-evangelism）。全部旧约，乃是论上帝预备救恩的经过，用预言、预表、盟约、律法、礼仪、应许，藉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如挪亚之方舟，亚伯拉罕之蒙召，……即其著例。关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记载，只用开首两章；而论救恩工作之预备，却用旧约的全部，可见神之如何重视世人，并爱世人！

2．救恩的作成：这主要的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的作为。天父上帝本其无限的大爱，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为童贞女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一切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便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加四4-6；约一12，三16）。四福音便是记载救主耶稣首次降世的事实，使我们知道，原与上帝同在、原与上帝同等、原是上帝的「道」（约一1），如何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刑，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胜过死亡阴间，罪恶的权势；上帝又将他升为至高，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腓二6-11；弗一20-22）。

3．救恩的推行：主耶稣升天以后，圣灵便照他的应许在五旬节，自天降临浇灌下来，以教会为他的家，信徒身体为他的殿，施展他的圣工，使徒行传和各书信，乃是论救主耶稣在天为我们任高天大祭司的职任，并他藉着圣灵继续在地施展他的奇工；使人悔改、重生、称义、成圣；并与圣徒同工，传扬福音，推行救恩。

4．救恩的归结（启示的完成）：四福音乃记救主首次降世，乃关救主卑微之境；启示录则论救主二次再临，乃关基督荣耀之境，设立他尊荣的国度；并要按公义审判世界，引他的子民进入永义居在其中的新天新地。关于救主再临的道理，在新约里面，平均每二十节，就有一次提及，可见其关系的重大。这乃是救恩的归结，启示的完成，和全部圣经的秘吁与南针；亦为整个历史的归趋，世界人类唯一的盼望！

 

综上所论，我们可得一个基本的认识，便是真正的宗教，乃是启示的宗教，神创的宗教。宗教的真谛，乃是上帝的救法；非「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西二8）。除蚩蚩者氓，愚夫愚妇，崇拜偶像，无知昏暗者外（罗一23-25），一般信奉自然宗教者：（1）或在德行上，求自新自义，藉宗教来存心养性，积德补过。殊不知「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何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耶一七9，一三23）（2）或则在理智上，求自明自悟，藉宗教以明心见性，转迷开悟，得大菩提，证大涅梁，殊不知「道」的奥秘，「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一一25）我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上帝奥秘的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只有上帝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林前二5－10）。（3）或则在情感上，求自遣自慰，藉宗教作精神寄托，消遣烦恼。殊不知人生痛苦，其根源乃在始祖犯罪（参创三16-19）。「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须先根本「脱离败坏的辖制」，才「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八18-22）。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以及世界各国邪恶悖谬的实况中，神已使我们清楚看到人类罪性的严重，灵性的危机；更令我们看到人类犯罪以后，受了败坏的辖制，已经失去上帝儿子自由的荣耀，欲凭他堕落的本性，绝对不能再认识上帝、敬畏上帝，更不能突破神人中间隔断的墙。而一切宗教的道理，亦绝对无法拯救他们，恢复他们与神和好的关系（参弗二11-16）。当人类犯罪以后，「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想遮盖他们的丑恶。这件裙子，便是特表自然宗教自我行义和人为救法之根本无效，因为无花果树叶很易枯干，无济于事。所以上帝便「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创三7、21）这件皮衣，乃特表上帝的救恩，神创的宗教，以及救主的义袍；盖一则皮子必取自羔羊；二则取皮必经流血，这乃是救主耶稣，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洗净世人罪孽的预表。

这乃是神在永世里，早已决定了的一个完美的救世计划，整部旧约从始祖犯罪，到耶稣降世，便是一部上帝如何安排准备实现他救世计划的历史。人类始祖犯罪以后，便发生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乃是破坏了「行为之约」（Covenant of Work）及与上帝正当的关系；第二，乃为失去了原有的上帝的荣形；第三，乃为受制于败坏与死亡的权势。以是上帝的救法，乃所以针对此三个严重问题，有三个重大的意义。第一，乃是救主代死赎罪，义的代替不义的，藉着因信称义，使信徒罪蒙赦免，恢复自由及与神正当的关系，与神和好，成神儿女。第二，披上基督的义袍，藉重生之洗，使信徒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上帝的性情有分，重获上帝的形像。第三，乃是藉着基督复活，征服死亡的权势，使信徒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并藉永远保守，承受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进入新天新地永远荣耀之乐境。

法国革命时代，有一革命首领名勒波者（M. Lepeaux），予智自雄，妄想创一新的宗教，奔走宣传，招收门徒，却是心力交瘁，劳而无功；沮丧之馀，遂往访当时举国仰望的戴伊朗主教（Charles Maunicede Talleyrand Perigord,1754-1835；戴氏不仅为当时宗教首领，且又为大政治家，领导法国革命，曾任国务总理），请其指示。戴氏深感创造宗教，绝非人类的心志，所能为力；对其所问，雅不欲妄赞一词；最后讽示他说：「如欲创教，只有一途，便须亲自上十字架，被钉受死，埋葬，等你复活以后，你或可有资格创立你的宗教了。」那位首领深深思索，认为慷慨赴义，杀身成仁，纵或有此勇气，但受死埋葬以后，要再从死里复活，却绝对无此可能。结果便废然而返。这便表明人创的自然宗教之根本虚幻，不能救世。自然宗教的哲人学者，实均像那一位血气用事，废然而返的革命首领耳。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是公义的上帝，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赛四五18-23）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一二32）「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三13-15）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一一25-2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一四6）地极的人啊，都当仰望他，就必得救！

1．仰望赎罪救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代你我受死，已经完成的救赎大功。

2．仰望高天祭司——坐在上帝宝座右边永活的救主，相信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能拯救我们到底。

3．仰望再来之王——相信他要带着众天使荣耀再临，那时我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时他要制服一切仇敌，建立荣耀国度；万口都要崇主，万膝都要拜他；我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和他永远同在。

宗教的真谛，乃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但却已藉着圣灵向圣徒显明，并且已经圣子，救主耶稣，在这末世现身说法，亲自晓谕，完全揭开。可惜「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却仍深闭固拒，认为愚拙。（林前一18）约翰在启示录中告诉我们：「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启五章）除了上帝，没有救主；除了上帝的救法，没有真正的宗教。一切徒凭人力人智谋道创教的宗教家和哲学家，都不配展开那被七印封严的书卷，这是人类的大悲剧；所以约翰要大哭，我们也应大哭，怜悯那些拒绝救恩，不信救主，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他的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我们应该往普天下去，阐明宗教的真谛，传扬救世的福音；这才是「大智」，才是「大悲」！ 

基督圣道，虽系圣示天启，非同自然宗教，未可与文化哲学，混为一谈；但基督圣道，却是世界人类所应共信共由的大道，自亦不能否认或漠视其和文化哲学的关系。且我们既从我们的救主承受了往普天下去宣道的神圣重大的使命，自更应以整个的世界与失丧的人类，为传道的对象。惟是我们检讨实际的情况，我们非但尚未忠实负起这一项神圣的使命，而且，由于大家对于圣道与文化彼此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却有意无意地，焚烧了从教会到世界的桥梁；致令文化与圣道，彼此脱节，如风马牛，各不相及。甚至在基督教的学府，亦仅有其名，而无其实；除了举行崇拜聚会，在上堂时有祈祷的仪式，并设有若干圣经的课程外，其他所授的课程，往往与圣经真理，并不符合，抑且矛盾；而我国若干所谓教会大学，大部分的教授，未必信奉真道。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教牧传道和神学专家，则只是为福音而福音，为真理而真理；他们虔诚忠心，完全属灵，惟对于基督圣道与世界人类的实际关系以及当前世界许多重大的问题，却不加过问。他们虽然「心里尊主为圣」，但是如果有人问其「心中盼望的缘由」，却没有「准备」「回答各人」（彼前三15）。现在举世汹汹，不可终日；离道反教，邪说猖獗；「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8），而虔诚信徒，却在象牙塔中，独善其身；在修道院内，不问世事；在牛角尖里，咬文嚼字；即在讲坛之上，亦只如保罗所说的打空拳、「打空气」；不能切中时弊，对症下药。再从另一方面看，有一派人，则又舍本逐末，不究世界问题的病恨，不知圣道乃是人类文化的基石，从而怀疑上帝完备的救法，鄙弃福音奥秘的真理，另传一种所谓「社会福音」，提倡社会事业，使圣洁的教会，与世俗同化，使基督圣道，成为一种社会哲学，和文化思想，结果名存实亡！

世俗学者，既根本昧于圣道与文化彼此的分际，又不知二者相互的关系，以是发生各种不幸的误会与错觉。第一种错觉，则以二者乃水火不容，冰炭不合，谓基督圣道乃是毁灭文化的仇敌。持这种态度的，可以马可大帝（Emperor Marcus）、朱利安大帝（Emperor Julian）以及英国著名的权威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氏为代表。吉氏论罗马之衰亡，归咎于基督圣道与野蛮主义的胜利，从而摧毁了安敦（Antonines）王朝所建立的文明。氏为世所共知的史学权威，却作了一个「倒因为果」的错误的论断。关于此点，史家汤恩倍氏曾加指摘。汤氏谓吉氏之误，乃在看到史象的浮表，因为当基督教兴起之时，正当罗马衰亡，文明没落之秋，从而以这种皮相的观察，归咎于基督教。吉氏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安敦王朝，乃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极盛时代；而第三世纪才是其没落的开始。殊不知希腊罗马文化的衰落，乃在公元前五世纪早已开始，其衰亡乃是由于「自杀」（Suicide），并非由于「谋杀」（Murder）。易言之，罗马的衰亡，乃是由于其内在腐化的因素，此则在主前五世纪早已开始。他如马克思，则以宗教为人民的鸦片，乃是残害文化的毒素。尼采则以基督教乃是奴才的哲学，乃是文化堕落的根源；而杜威也斥基督圣道，乃是社会进化最大的障碍。这些错觉，深中人心，无形中成了敌对福音的阻力；贻害人类，尤非浅鲜！

第二种错觉，乃以基督教比诸「蝴蝶与蝴蝶间的卵与蛹」，乃是两种文明之间过渡的桥梁。这乃是汤恩倍氏的见解。汤氏认为当一种旧文明灭亡以后，基督教便如那只老蝴蝶的蛹，可以放卵产生另一种新的文明。汤氏复比附其他宗教，认为回教乃是古以色列和伊朗文明和近东中东回教文明之间的卵蛹。印度教乃是古代亚利安文化和近代印度文化中间的桥梁；而佛教则为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远东文化的媒介。

第三种错觉，则又以为文明的没落与解体，乃是产生更高宗教的「踏脚石」。这也是汤恩倍的意见，氏复曲解圣经，牵强附会，支持他的论点，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一二6）氏更荒谬的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乃是人类因为文化一再失败而受的痛苦之最惨烈的经验。基督教会的兴起，乃是因为希腊罗马文明没落，精神痛苦的结果。氏更说基督教的根源，乃在犹太教和祆教；质言之，乃是叙利亚文明崩溃的结果。而犹太以色列二国，乃是古叙利亚帝国的二邦。由于叙利亚帝国的崩溃，遂有犹太教的发生；而其最高的精神表现，乃以赛亚先知书中为主耶稣受难的「挽歌」！汤氏又说，若从摩西信仰的背景讲，犹太教又是埃及文明崩溃的结果。忽而叙利亚，忽而埃及，汤氏可谓极尽牵强附会的能事。汤氏要使他的「比附」能够成立，因此他竟怀疑圣经，否认史实，认为亚伯拉罕和摩西，并非一定是真正历史的人物。他说亚伯拉罕摩西，是否确有其人，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代表某种历史阶段中的宗教经验。而摩西的先驱亚伯拉罕，乃是当公元前十八、十九世纪时「苏美」（Sumer，力生按： Sumer可作Shumer，即旧约创世记十章十节中之「士拿」，乃六千年前巴比伦平原的原始民族）开始崩溃时，得到了启示和应许，才创立宗教。这些人都是「生于忧患」，乃是耶稣基督的先驱；而他们在苦难中所得的启示，便是耶稣基督被钉十架的序幕。

第四，汤氏又以宗教比诸整个的车身，而文化乃是车轮。文化之轮，虽常反覆轮回，整个车身，则因此转动向前；同理，人类文明，虽兴替无常，而整个宗教运动，则始终朝着一条直线向前迈进。质言之，整个的宗教运动，乃是因着人类文明不断的生死轮回而推进。汤氏又说，倘使文明是主，是体；宗教是从，是末；则每经一次文明的没落与复兴，必有一种更高的更新的宗教应运而生；如是将来必另有一种更高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但从另一面看，倘使宗教是本，是主，文明是末，是从；则文明没落复兴的结果，并不一定会产生一种更高级的宗教；如是，纵使西方文明没落，基督教不但能够屹立不撼，而且反能从文明的灾祸中，得到新的经验，而其「智慧和身量反要都一齐增长」。

汤氏批评吉朋，他的史识，虽似较吉朋氏稍胜一筹；但是他对宗教的见解，却不免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第一，他根本没有认识宗教的真谛。真正的宗教，乃神创的宗教，真神的启示，而非「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乃是神在永世里早已决定了的一个完美的救世之道。所以与人本的自然宗教，不可混为一谈，等量齐观，这是汤氏的根本错误。其次，神的智慧，超迈古今；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他是咋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人的意念，往往今是昨非；人的制度，常须革故鼎新；而基督圣道，却是一点一划，不能废去，不能更改。他的道，乃安定在天，万古长存，直到永远。其三，我们固不否认基督圣道，对于推助近代文化的影响（参看上文第一节）。惟是基督教，乃是属天的圣道，真神的启示：而文化乃为人类思想的型态，生活的方式，前者为本，后者为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汤氏既于宗教的真谛，没有正确的认识，复以基督圣道，与自然宗教，混为一谈，无怪其不能认识圣道与文化的分际，而有以上各种错误的见解。然而，此乃一般世俗学者，所同犯的通病，仅以汤氏每好侈谈文化宗教，故以汤氏为例，以概其馀而已。现在学者，徒慨叹人类文化的失调，震惊文明的解体；而不知其症结与厉阶，乃在世俗学者，对于圣道认识之错误，这乃是我们首应唤起世人注意的基本问题。

人类文化，乃有两方面的关系，一为人类对外物之治理（创一28）；一为人类对上帝的责任（创二17；出二○3-11）。不幸人类受了魔鬼的试诱，以为「悖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听了魔鬼的唆使怂恿，竟无视上帝的吩咐，擅食禁果，以为这样便能像上帝，和上帝一样聪明（创三1－6）。这一个偏差，却惹起了滔天的大祸，种下了人类灾难痛苦的祸根，失去了他固有的乐园。人类遭此厄运，非但不知悔悟，反而自高自大，妄想造塔通天，传扬己名（创一一1一9）；顶天立地，自立「人极」；否认上帝，自比神明，自登上帝的宝座，自建已失的乐园。这乃是不信上帝、悖逆上帝、高举人类的人本主义的世俗文化的本质；也是今日文化失调，文明解体，根本症结之所在。

魔鬼一贯的作风，便是要人争逐外物，藐视神道。最初魔鬼向首先的亚当——人类始祖的试探，乃是要怂恿他吃悦人眼目的果子，悖逆上帝交付的诫命。以后向末后的亚当——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也是怂恿他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食物；但是主耶稣仅拿一句话，便败坏了魔鬼的诡计；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第一是资生之物，第二是上帝的道；人类不可徒骛物质的乐利，而尤应尊重上帝的旨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又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31-33）著名圣经学者莫尔根氏（G. Cmpbell Morgan）诠释主受试探的经文说，魔鬼向主耶稣的试探，叫他先要求食物；而神的话，乃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个本末先后的次序，乃是魔道和神道，所由判别的基准。人类不能违反上帝的道，不能颠倒上帝所定的本末先后的次序；否则倒行逆施，结果乃是螳臂挡辙，势必自趋灭亡！

汤恩倍氏有言曰：人类最大之不幸，乃在昧于人类和上帝的关系，而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俱已失败，人类唯一希望，乃在「超人化身的基督」。此乃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比较分析所得的历史科学的结论。故戴维四氏（Donald R. 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 Science of Original Sin）。「六千年人类的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个历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屈鲁柏德氏（D.E.Trueblood）也说：现代文明，乃似「瓶中之花」，虽觉鲜艳夺目，却已失去命脉，不久必趋情谢。此乃人本主义的文化致命的缺陷，亦为当前人类莫大之危机。

中国受了近代西洋文化的挑战，同时又惑于所谓科学民主表面上的成就，要想挽救中国贫弱祸乱的厄运，于是文化运动、革命运动，相继应运而生。首有张之洞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政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后又有陈独秀、胡适之等的新文化运动……结果非但无补时艰，反而带来了民族的灾难，使国家民族陷于更惨苦的境界。诚如苏鲁根氏说，证诸历史的事实，一切战争，其目的本想止制战争，结果只是酿成更惨烈的战争；而几千次的革命运动，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人类一切改造的企图，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从另一面看，和胡适之等「全盘西化」运动针锋相对的，又有陈立夫等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以及近数年来钱穆、唐君毅等的儒释各教的文化复兴运动，这正是著者本人在皈主以前，和钱唐诸氏共同的宏愿（作者不仅和他们志同道合，且曾共同合作兴学江南。参看拙著《原道》页一八四）。前年自由中国，因为提倡「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先生发表了一些菲薄东方文化的话，引起了激烈的论辩，并且闹意气之争。殊不知无论是「全盘西化」或「中国本位」，都不能解决人类问题。诚如梁寒操先生说：「宇宙是无穷，人生也无穷；宇宙和人生的知识更是无穷。在真理的大海上，稍为获得了一种知识，便『予智自雄』，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因为科学哲学，无论其如何进步高深，都不能穷宇宙人生之奥秘；终「不能测透上帝丰富的智慧知识和判断」，终不能超越物质与自然的范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人类问题的究竟，乃是超乎时间空间和物质自然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写道：「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部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启五1一4）！这乃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悲哀，我们也应为他们「大哭」！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格氏（Blaise Pascal）十六岁时已完成关于投影几何学的名著；二十左右，已作各种惊人发明，对物理学和科学方法有钜大贡献。但是他对人生的奥秘，却不能了悟；痛苦烦恼，无以自遣；尤感人生离神，境况悲惨，而科学哲学，终不能解答他的问题，氏遂转而研究圣经。某夕展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神忽向其显现；当年摩西所见「荆棘中之火焰」，充满其室，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学者的上帝」……自是转迷成悟，始知科学哲学，不能使其认识真神，遂敝屣科哲，获得无上喜乐平安。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半之事，巴氏曾亲缮于羊皮纸上，现仍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即我国鼓吹人文主义的学者，如唐君毅先生亦公开宣称：「到了现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之人文主义，均只能在现代文明之偏弊之压抑下，在一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都同样遭受到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胁。这些重大威胁的本源，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福利社会的；但今天人类已无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那些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遂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惟是，人类所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其症结乃在人类悖弃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以是文化遂成跛行的发展；人类所「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反而「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故人类之盼望，固不在科学，也不在哲学；虽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而乃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天地万物，文化历史的主宰，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

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P. A. Sorokin）指出今日人类之危机，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又谓一切人为的制度，均无绝对的价值；只有超越向上，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人类文化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上帝为中心，求上帝的荣耀；才能谋神人的和好，天人的合一，以及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人类的和平与乐利。 

关于圣道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圣徒对文化的态度，学者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照倪博尔氏（Reinhold  Niebuhr）的分析，共有五种：一为圣道敌视文化，二为圣道投降文化，三为圣道超越文化，四为圣道对峙文化，五为圣道改造文化。惟概括言之，可分为三种：其一为以圣道附属文化；其二为以圣道摧毁文化；其三为以圣道启导文化。兹分论之。 

一、以圣道附属文化

主是说者，大都是现代派「神学家」，他们的企图，乃是要消除基督圣道超自然的特质，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凡俗宗教。举凡一切超凡的神迹，非人智所能解，非人力所能为者，一概不信，予以抛弃；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哲学的体系，人类文化的一部；而非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救法。质言之，他们乃是一方面「俗化圣道」，一方面「自我神化」；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上帝；凭自己的私智，诋毁圣经，舍本逐末；喧宾夺主，奚落上帝，高举人类；僭妄亵渎，实乃摧毁圣道的叛徒！他们虽仍披上基督圣道的外衣，而且长袖善舞，到处活动，盘据要津；巧于词令，长于口才，袭用圣经的「字句」，却是以私意曲解，消灭了圣道的精义，使基督圣道，名存实亡，等于一张空头支票，根本不能兑现。

二、以圣道摧毁文化

此派认为人类罪性严重，绝难自救；一切人为的救法，都是徒托空想，心劳日拙。救恩直接出自耶和华上帝；人类若非重生，断不能见天国。因此，认为人类文化，不但无济于事；并且有碍福音的传扬。这些圣徒，笃信圣道，事主敬虔；忠诚热烈，灵性高超；但是他们灵性的追求，却走向了一个「过犹不及」的另一种偏差，便是因为避俗而遁世，使属灵的事，完全孤立；使教会工作，与世绝缘；对于国家社会，人类文化，视为不洁之俗物，不但不应沾染，而且应加扫除，他们认为文化哲学，都为「败亡人的智慧」，「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完全抹煞人类理智正当的功用。殊不知宗教的要素，乃在「知」「情」「意」三方面（关于此点余于所著《总体辩道学》「卷参」一书，已另加详论），不能完全感情用事。人类所以能认识真理，固首赖上帝的启示，亦仍需理智的领会。上帝一面给我们启示，一面又给我们智慧的灵（弗一17），藉着圣灵的运用与启迪，使我们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我们不可「因噎废食」，暴弃神恩，遁世嫉俗，放弃责任；而应善为运用，因势利导，阐扬真道，以期「道化」文化。因此我们当进而讨论第三种的态度。

三、以圣道启导文化

此派不偏不倚，既不舍本逐末，投降文化；亦不因噎废食，抛弃文化；而要因势利导，启蒙化迪，改造文化，洁净文化，提高文化，昌明文化，使文化为神之仆，而成神之用；终乃道化文化，使神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我们固不应把天国和世界，教会和社会，神智和世智，福音和哲学，圣道和文化，混为一谈；然也不应因此逃避现实，不负责任，使教会遗世独立，完全孤立起来。所以圣徒对文化理所至当，责所应负的态度，便是启导文化。

第一，我们要宣扬福音，引人皈主，不能仅做浮表的工作。我们传道，往往仅是引人到了教堂，事实上并未真正能引人皈主。有些仅到教堂的所谓信徒，对于他们所信的，何以为真；对于世人所信的，何以为误，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有人问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不能「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不但此也，甚至有些所谓信徒的思想见解，生活方式，其实也并未道化，与圣道打成一片，致令教会失去见证的力量。

第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四12）但是我们却并未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宝剑」，来作文化思想战的利器；也并未运用圣道的真理，改造人类的思想方式，意识形态；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一○4－5）

第三，我们传道的对象，乃为整个世界。现在世界文化，不仅与圣道脱节，而且与圣道敌对，我们尤宜使圣道的真谛，深入人心，渗透弥漫。宣道工作，虽非文化运动；福音目的，乃在拯救灵魂；但是各种错误的文化思想，乃是拦阻人接受福音的障碍。如果我们完全漠视这个根深蒂固的障碍，不加扫除，仅仅致力个人灵魂的得救，只是零零星星地引导少数人皈主，其结果将事倍功半。所以我们还应正视教会当前面临的危机，认清教会当前的使命，向敌视圣道的文化挑战，消除一切敌视圣道，残害人心，操纵文化，根深蒂固的种种错觉成见；并靠着圣灵的大能，振颓起废，使陷溺的人心，彻底更新，陶制时代的思想，造成波澜壮阔的运动，使生命的活水，灌溉荒凉的世界，复苏旷野的枯骨（结三七5）；使整个人类，得到复活的新生。

第四，自启蒙运动以后，理性主义，荣登宝座，人类迷信科学万能，现代文化，遂与圣道，完全脱节，背道而驰，骛新之士，妄以人智窥测神智，以幼稚的理性，代替圣经的权威；使超凡的圣道，低首就范，受人智的限制；凡非人智所能了悟，科学所能证实者，均被斥为迷信，视为荒诞。讥正统神学不合时宜，不但否认圣经的权威，尤且怀疑真神之存在。遂使无神唯物思想，乘时横决，泛滥世界。纯从物质而言，固有长足之发展，呈空前之进步；但从精神方面而言，人类的灵性与道德，适呈相反的衰颓病态，此乃人类文化失调，文明解体之基因。由于文化之失调，不但社会生活，日趋动乱；而人类思想能力，也日趋机械化、瘫痪化。人心既为形役，「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而人类心志，亦失去其自由独立，从而受制于魔，日趋消沉，对于魔鬼的试诱，亦失其抗拒的能力。无怪世界灾祸，横决泛滥，莫之能御。故今日救世之道，莫亟乎「道化」文化；俾克抗拒魔道，复兴万事，请申论之。

基上所论，吾人当可清楚认识圣徒对于文化应负之使命，实在异常迫切而重大。魔鬼一贯的诡计，便是要试诱人类，偏离圣道，悖逆真神，从而争取文化领导权。初则唆使首先的亚当抗命摘食悦人眼目的禁果，后又胆敢试探末后的亚当，吩咐石头变食物；而不知神的道，乃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神便会照他荣耀丰富充充足足地赐给世人（太六31-33；腓四19）。其次，魔鬼的哲学，便是用「岂是真说」，「不一定死」种种说法来诱惑世人，动摇其对神的信心，抗拒神所定的诫命，认为这样便能「眼睛明亮」，能「有智慧」，而且「便如上帝」（创三5-6）。质言之，照神的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一一一10；箴九10）；而魔鬼的哲学，则以不信上帝，怀疑上帝，乃是智慧的开端。（查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我国新文化运动首领胡适之流，均随从魔鬼哲学，谓学问之道，首贵「怀疑」！）观此圣道与魔道，乃是针锋相对，根本冲突。而魔鬼一贯的计谋，处心积虑，便要敌对神道，争取文化哲学的领导权。

因此最初基督教和希腊文化接触，便开始和世俗文化相搏斗。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之时，亚力山大已经征服巴勒斯坦三百六十年之久，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诡辩，即已带有希腊辩证的方法。哲学家承柏拉图之馀绪，便开始用希腊哲学曲解圣经，此便为以后诺斯底异端（Gnostics）之厉阶。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古邦，因此我国学人，当引此为鉴戒，不可以中国哲学来牵强附会，曲解圣经，致蹈诺斯底的覆辙。查诺斯底异端，把上帝视为一位「大而不可知者」（The Great Unknown），把主耶稣当作世界和上帝之间的媒介之一，并非独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他们特别尊敬「大母」（The Great Mother），便是所谓「苏菲亚」（Sophia），即是「智慧」，因为反对「因信得救」，就另倡「因知得救」的邪说。今日「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即是此种异端的恶果。同时又以身体为恶，遂重苦行，以为得救之道，乃在使灵从物质的身体中得到解脱，从而又反对「因信称义」，以为须靠行为得救。保罗在罗马被囚之时（约在主后六＃至六三之间），那时歌罗西教会，受了柏拉图学说和诺斯底异端的影响，遂写信给歌罗西教会，指斥他们的错误，强调主耶稣乃是唯一的中保，独一的救主，有具足的救恩，绝对不需要其他的「媒介」或「苦行」等救法，这乃是保罗作歌罗西书的背景；而其中心则为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初期的教父，都坚持这个立场，抨击异端邪说，如特土良（Tertullian, A.D. 165-220）便为著名辩道者，他尝警告时人：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两个中心，一则以神为本，一则以人为本；有了耶稣，一切辩护，即迎刃而解。他如拉克坦西（Lactantius, A.D. 260-330），斥荷马（Homer）的著作，仅为人的作品，不能使人晓悟神的真理。耶柔米（Jerome, A.D. 347-420）复谓何拉西（Horace）、韦吉尔（Vergil）、西塞禄（Cicero）诸氏之杰作，若和诗篇、福音、使徒著作，分别对比，便相形见绌，判若天壤。米兰大僧安伯罗斯（Ambrose of Milan, A.D. 340-397；查奥古斯丁，尝从氏游，服其辩才，由是悔悟，皈依基督），斥科学家的宇宙论，荒诞不经，直同异教邪说。自是以降，直到改教运动，教会代有杰出之士，对世俗学者的谬论邪说，加以驳斥。

马丁路德甚至说「属血气之伦的理性」（Natural 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妇」（The Bride of the Devil）。经云：「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林前二5）。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亦自承无知，亦不能授人以知。乃后之学者，误以哲学为真理，迷信人智，偏离真道；徒骛「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予智自雄，作无谓之论辩（提前六20-21；提后二23）；争一日立短长，其实已「偏离了真道」。由于希腊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合流，益以罗马的「君王崇拜」和「权力崇拜」、西方文化，和基督圣道，遂背道而驰；彼此精神，完全异趣。自所谓「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以后，由于本体论的偏差，近代哲人，遂迷失于旷野的枯骨里（结三七2）。他们虽或高谈上帝，却是始终找不到上帝。笛卡儿便发明了一种所谓新的方法，以其自我存在，为一切思想的起点，摆脱神学家思想的束缚，以为一切学问，当始自怀疑；一切知识，乃源于自我；一切真理，当以自我理性为衡量判别的标准；而个人才成为最高的主权者；我们人类「生活、动作、存留」（徒一七28），乃不在「神」，而唯在「我」。这不仅根本颠倒了圣经的真理，而且使「血气的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都成了主观理性的俘虏。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后，上帝的位格，遂被否认；现代人和上帝，遂失去了与神位格的关系；而所谓宗教的道理，亦只能以人的理智为范围。质言之，现代哲人，事实上乃自登上帝的宝座，而把一位真活的上帝，逐出了世界。

现代科学进步的结果，使教会与文化，日形疏远脱节，教会对于世界所能施展的影响，日见衰微；基督圣道，对于现代文化，几乎彼此隔绝，不生关系。现代文化界人，他们的思想，对于福音，尤其漠不关心。其实他们并非完全有真正反对的理由，而仅是不问情由，深闭固拒。基督教，本来并非哲学，根本无从引起哲学上论辩的可能；基督教仅是宣告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传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不幸现代的思想界，虽自炫态度客观科学，对于这一个救世的福音，历史的事实，却不加正视，绝对否认。而现代文化，乃是一个不可漠视的雄大的力量，若不使其信服圣道，实为福音莫大的阻力。惟如何使其信服，又非仅诉诸情感所能济事；复须从事理智的阐释。这并非说，扫除了理智上的障碍，或靠理智上的辩证阐明，便能使人信服，因此得救；这当然须持圣灵的大能。但我们却不可以为只要依靠圣灵，自己便可不必运用思想。我们不是木偶，圣灵的运行，往往也和我们心智的努力，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我们应当反省，教会对于现代文化，对于知识分子方面的事工，并没有充分运用思想，从理智上加以研究，对症下药；以致造成现在教会与文化，彼此脱节，甚至对峙敌视的情况，这是我们应加检讨的重大问题。

但从另一面来看，目前对峙的形势，虽甚严重，上帝也未始不可藉此来提高我们的警觉，启发我们的思想，砥砺我们心志，使我们成为勇敢的信心的斗士，辩道的干城。今日教会面临现代文化的挑战，亟需另一种好学深思的宣道人才，起来应付挑战，从而向现代文化挑战。惟是，这一种斗争的意义，其一，并非仅为应付圣道的敌人，而复须对付我们灵性的退落，思想的怠惰；其次，不可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而须多多祈祷，深深思索；其三，这一种斗争，并非仅仅应付当前表面的问题，而尤为解决人类属灵的永恒的问题。现在人类，对于国家社会的改造，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很关心，且似都有答案；惟于罪恶、生命、死亡、救恩、上帝，这些对于人类永远祸福所关的最基本的问题，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尤且怀疑不信，引起无穷的辩难。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应当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并且针对现代文化的病态，现代学人的心理，予以明确的指正，凭着上帝的恩典与大能，照着上帝的旨意与时间，使这一个邪恶悖谬怀疑不信的时代，发出信心的光辉；从而使人类文化，化于圣道；使神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我们要垄断文化，更不是要摧残文化、毁灭文化，而正乃是为挽救文化。诚如史家汤恩倍氏说，希腊罗马文化之衰亡，不是由于「谋杀」。（参看上文第二节）现在人类目无上帝，正在重蹈造「巴别塔」的覆辙，重演罗马衰亡「自杀」之悲剧；而照专家的估计，一旦原子战争突然爆发，数千年来所谓人类文化的业迹，可于半小时内，化为灰烬！当兹人类文化，世界命运存亡续绝之交，教会使命之重大，诚千百倍于往昔。上帝就是爱，他在永世里所定的计划，始终是要拯救世人，免于沦亡。用约翰本仁（John Bunyan）的杰作《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名词来说，其「总路线」乃是要领导世人从「灭亡城」（City of Destruction）到「锡安山」（Mount Zion），而进入永远的荣乐之中。这是世界人类的盼望，也是基督圣徒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基本观念，以及复兴文化和道化世界的神圣使命。

世界人类，正遭遇到一个空前动乱的时代；近年以来，忧时之士，鉴于世运之艰屯，国难之惨重，时时发出「反省」的呼声，认为这应是人类的大反省大警觉的时代。惟是，反省警觉，首贵探本穷源，从人类病态之根本，揭发社会祸乱之厉阶，方能获得救治的要道。

以赛亚先知得到神的默示，大声疾呼：「天哪！要听。地阿！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馀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赛一2一9）这虽是特指以色列人而言，却正可当后世的鉴戒，亦正就是现在人类社会灾祸苦难一幅逼真的写照；而尤其值得在陷入水深火热中的世人，痛定思痛，深深反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一六8－11）！

圣经（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人类的痛苦，乃始自元祖的犯罪堕落，悖逆上帝。而人类祸福之机，实乃决于其对上帝的态度。上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一一一10；箴九10）。但是照魔鬼的哲学，却以为不信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它轻轻的用「不一定死」一句话，动摇世人对上帝的信心，从而唆使夏娃不要遵从上帝的吩咐，怂恿她摘食禁果，认为这样「便如上帝」，会和上帝一样聪明（创三1－6）。殊不知这一个偏差，乃真是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却惹起了滔天大祸，种下了人类灾难痛苦的祸根。其一是死临众生。死并不是「生物的普遍现象」，而乃是「罪的工价」，乃是从罪而来，因为始祖犯罪，罪恶「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罗六23，五12）。人类「归于尘土」，乃是受神咒诅的结果（创三19）。其二是人生痛苦。人类原在伊甸乐园，本无痛苦。只以悖逆上帝，妇女怀胎生产，要「多受苦楚」；男必「终身劳苦」，「流汗满面才得糊口」。其三是地「受咒诅」，荆棘遍地。这又象征尘世的艰苦，世道的崎岖。其四乃是赶出伊甸，失去乐园，并且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乃是象征刀兵，整个人类社会便失去了和平（创三16一24）。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始祖犯罪以后，生的儿子该隐，遂成了「毒蛇的种类」（太三7），作了第一个杀人的凶手。而且还是杀了自己的同胞兄弟，真所谓竟箕相煎，同室操戈，十足表现出人类残酷仇恨的根性。这一次凶杀，一方面具体证明了人性之邪恶，而非良善；且又发生了三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是「流离飘荡」。这样，加尔文（John  Calvin）诠释，乃是指恐惧不安，无处安身，不遑宁处之意。上帝说：「恶人心不得平安。」（赛四八22，五七21）世界人类动乱不安，正乃是人类犯罪作恶的结果。其二是不见神面。这乃指人类离开上帝，失去神佑，罪恶在神人之间，筑起了中间隔断的墙，无由相通（弗二12一14）。其三是满心疑惧，以为「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于此猜忌仇恨，钩心斗角，冤冤相报，人人自危；社会国家，永无康宁（创四1－14）。人类遭此厄运，不但不知悔悟，乃反自高自义；妄想造塔通天，传扬己名；「顶天立地」，自立「人极」；否认上帝，自比神明，擅登上帝的宝座。这一件事，发生的严重后果，其一，是「变乱口音」。人类本属同根，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徒一七26），天下人的口音语言，原都一样（创一一1），现代语文学家也都承认，那时乃真所谓「书同文，行同伦」，协和同心，相爱无间；但因人类狂傲悖逆，上帝便「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创一一7）夫「言为心声」，言语的不通，口音的变乱，当为人类不能同心之征。人类之所以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明争暗斗，此实厉阶。其二，乃为「分散在全地上」（创一一8一9）。这次分散，乃和创世记第十章所记的挪亚后裔的分邦而居，意义不同。据加尔文诠释，「这乃是上帝对世人悖逆而发之愤怒，使其溃散纷乱（Violent  Rout），失去团结」。从此人类便不能协力同心，和平统一；战乱相寻，其因在此。

从上帝的启示，圣经的记载，以及客观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苦难祸乱的厉阶，乃是在人类藐视上帝的诫命；随从魔鬼的哲学，悖逆上帝，远离上帝；而且还造塔巴别，企图通天，由于这种「自高之事」，「拦阻人认识上帝」（林后一○5），人类便高举自己，目中无神；「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成为「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弗二2一3）。因此，「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36）。质言之，社会的祸乱和人类一切的病态，其基本问题，乃是在人与神的关系，而非仅在人与人的关系。易言之，人类与神为敌，始为其因；而人与人为敌，仅为其果。自来忧心世道，有志治平之士，困心衡虑，救偏补弊，仅仅在表面上注意人与人的问题，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仅求人与人和好，而忽于神与人和好；仅教世人「仁民」「爱物」，而独不肯「敬畏天父」，「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实为舍本逐末。语云：「本立而道生」；今本既不立，道自无根。是又何怪现在世界灾难，空前惨烈；不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太二四7）；而且「弟兄要把兄弟，父母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太一○21）。不仅和平大同的理想，渺不可期；而一切政治革新，社会改进，乃至所谓「道德重振」，种种头痛医头的办法，亦只扬汤止沸，结果反而变本加厉，治丝益紊。现在人心陷溺，情况空前，据美国联邦情报局调查平均每一分钟，有五桩重大罪案发生。各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自称是上帝，人类「离道反教」，可谓几臻于极（提后三2一5；帖后二3一4；太二四12一15）！第一次大战以后，世界尚有若干年喘息的机会，而第二次大战以后，则举世鼎沸，人心惶惶，曾无宁日；真是到处都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太二四6）。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人类艰难创造的文明，随时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完全毁灭（彼后三10一13  ）。是诚末世将临之危机，救主再来的征兆；宜为举世人类痛切反省，真诚悔改，皈依救主，寻找上帝的最后关头！

我们并不否认古往今来，各国志士仁人改进社会的企图与努力。他们悲天悯人，困心衡虑，千方百计，救偏补弊、欲挽既倒之狂澜，救人类于浩劫；要「为天地立性，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惟其志虽属可嘉，其效却大可疑。兹分教育、文化、伦理、道德、经济、政治各方面，加以分别的检讨。

一、为致力于教育的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的进步

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Dr. P. A. Sorokin）认为这乃重蹈始祖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覆辙，其结果势将摧残人类自己的生命。箫伯纳氏（Bernard Shaw）一生崇拜科学，结果也痛切忏悔，坦白承认他所迷信的科学，现已宣告破产。他说科学本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千禧年国，但现却在导演人类自杀的悲剧。氏本反对宗教，妄想消灭千千万万宗教信徒的信心，孰意现在他回身看到无神主义者的大悲剧，也不得不废然而返，放弃他对科学的信心。是可证教育文化的推进，并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二、为致力于伦理道德的重整

此派的失败，乃在未务其本，致道德失其至圣至善的基准，尤无推动实践的动力。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本末倒置，误以道德为宗教的基础，从而以道德取代宗教的地位；结果，道德卒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诚以圣洁公义，乃为上帝的属性；道德的律法，应以上帝为其至高的立法者。且「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肉体里面犯罪的律，常和上帝的律，交战反抗。虽想「诸恶莫作」（佛家语），结果反倒去作，虽想「众善奉行」（佛家语），却是力不从心（罗七14一18）；终究不能达成「知行合一」，「天人合德」（儒家语）的境界。藉曰人能存心养性，修身明德，惟世人之义，终非至圣至善，在神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绝难「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合于上帝公义的标准，配作天国的子民（彼前一2；彼后一4；太五20）。是可证道德重整，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三、为致力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国计民生的改善

此派认为「衣食足，知荣辱；仓凛实，知礼节。」以民生之康乐，衣食之均足，乃社会生活和谐之基因。殊不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太四4）。物质生活的进步，不能解决人类精神道德的问题。据专家统计，自纪元前五○○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战争之发生，乃在物阜民富之国家；而自一八○○至一九一四年，欧洲社会经济改善进步，远胜往昔；其国民之生活程度，且提高百分之二至五，而却发生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二十世纪，科工之进步，人类物质生活水准之提高，允称空前，史无前例；惟革命政变，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兴，世界人类，反无宁日；而盗窃、自杀、神经失常、精神痛苦，情况严重，更为空前。最可注意者，欧美物质文明为最进步，而自杀率反较落后国家为特高；美国平均每二分半钟有一人企图自杀。日本国民经济在亚洲为最繁荣，而其自杀率亦为最高！是可证经济改进，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四、为致力于政治的改革

自法国卢梭倡「民约论」，民主自由，几成天经地义。惟是：「人民权力，苟无限制，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人类行施其权力，不可漫无限制。只有上帝方是无所不能，因为只有他的智慧公义，才能和其权能，互相平冲。」准斯而论，民主自由，如果脱离上帝，乃是非常危险的，并非国家之福。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如再予以极端的自由，势同与虎添翼，任其放纵私欲！例如现在美国人民，离弃圣道，放任自由，人心陷溺，学风窳败，少年犯罪，情势严重，即其明征。且稽诸往史，各国政制，无论其为君主，抑为民主，仅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根本无关宏诣。查上述纪元前五○○至一九二五年间，战祸频繁，其在民主国家和君主国家，初无轩轾。在比较民主的国家，如希腊、如英、如荷，平均每五·四年，七·九年，八·一年，十二·一年，有一次战乱。而在君主国，如罗马、如拜占廷、如德奥、如俄国、如西班牙，则平均每七·五年，六·一年，五·九年，五·八年有一次战乱，可见任何政制，都不能安邦定国，臻于洽平。是又可证政治改革，也终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因此，社会学家苏鲁根氏（P. A. Sorokin）认为人类今日之危机，其症结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乃在科学、哲学、伦理、宗教……彼此无谓的冲突。苏氏认为任何人为的制度，都没有绝对的价值，只有超越向上，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先求荣耀上帝，人类一切冲突，才能归于冰释。因此他强调理想社会的建设，不能枝枝节节，仅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作俘表的粉饰，而当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精神代替物欲，以上帝代替物质；这才是使神人和好，使国家社会和平康乐之基本要道。他又以史实证明，一切战争，从未止制战争；而一切革命改造运动，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人类一切改造社会之企图，结果只是心劳日拙。因此苏氏主张，唯一有效的消弭人类社会灾祸之道，厥为求一切宗教、道德、科学、哲学价值之合于至道。易言之，一切都应以天国崇高的道德价值为基准为指标；否则一切政治社会的更张与革命，非仅无益，且反有害，适足为魔鬼利用，成为人类毁灭的厉阶。苏氏并指出这个唯一有效的消弭社会祸乱之道，二千年前主耶稣早已晓谕，便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人类如果离弃了天国的道理，则人类命运，只见灾祸危机，相逼而来；痛苦烦恼，永难自拔。综氏所论，近代社会的根本病症，乃在低级的感官文化之发展，脱离了天国的理想；挽救之道，唯在求一切文化道德的价值与天国的大道相合一。苏氏之说，如用我国的成语来表达，可说是一种「天人合一」论。他的道德，自比一般世俗学者为高明，因此辄被他们所讥嘲，吾人对于这一位学者的苦心，自深表同情，今春作者面晤苏氏，亦相与谈及斯义。惟尤有进者，倘苏氏于天国的奥秘，福音的真理，能作更亲切的阐扬，他的「天人合一」论，庶不致有我国儒家和一般「自救论」（Auto-Soterism）学者的缺陷。

史家汤恩倍氏（Arnold Tovnbee）本其研究人类六千年史实的结论，认为一切人为的救世法，一切刀剑救世主，运用「时间机器」的复古或革新的救世主，乃至圣哲君王的救世主，均归失败。秦皇、汉武、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均为刀剑救世主失败之先例。而复古革命，推翻现状，势必诉诸武力，则仍复蹈刀剑救世主的覆辙。即圣哲君王，亦非完人。盖哲学思想，初非真理；人类智慧，难免无失；入主出奴，今是昨非，终难止于至善。故氏以为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军事、政治、非科学技术、非经济物质，而乃在宗教。人类之盼望，乃在宗教之复兴；且预言人类宗教大复兴时期，即将来临。汤氏此论，较诸世俗学者，可谓空谷足音，不同凡响。惜其于基督的位格无正确的认识，以是昧于基督圣道独一至尊之特性，从而妄想扬弃基督教之基要信仰；主张取长补短，与东方异教合流会通。质言之，汤氏以为道乃并行而不悖，他所谓人类盼望所寄之宗教大复兴，乃为诸教之合一。此种思想，似是而非，最足惑世，不能不辨。盖真正宗教，非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西二8），而乃为上帝特殊的启示，完全的救法，绝对不容人力，加以扬弃增损也（参看启二二18-19）。此义须待专书，暂难详论；兹仅就儒释道三教之缺陷，略述一二。

我国儒家哲学，颇有一套崇高的理想；要想建立一个「止于至善」的，「书同文，行同伦」的乌托邦。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可逐渐进步，从「据乱世」到「升平世」，从「小康」到「大同」。他们以诚意、正心、修身为起点；认为只要尽其在我，完成自我，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便能由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所谓登高自卑，行远自迩；这乃是一种平易可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他们这种想法，乃是建立在「人性本善」之假设上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明焉；目之于色也，有同善焉。至于心，独无所同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又曰：「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连之掌上。」孔子也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儒家这一套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两千多年来，士大夫都奉为圭臬。他们深信人性乃天然趋善，只要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便不难止于至善，完成治平之业，实现大同理想。殊不知人类从始祖犯罪以后；「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18）诚如他们自己说：「小人闭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抢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并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朱子》注）此实他们自承人之为善，毫无能力；而又证明孟子「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蒙之悦我口」，「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之说，并不符合事实。故荀子便一反孟子之说，认为人类所以需要礼教伦常，严刑峻法，正足以证明人性非善而实邪恶。而数千年来，中国儒家所向往的「知行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始终成为纸上的空谈，空中的楼阁；即儒家学者，亦不得不叹为「圣人的悲剧」。是足见儒家之说，实仅一种虚骄的幻想，殊不足谋人类社会的救治。此则老子早已对孔子面加指责矣。

佛家认为宇宙万象，不外是「情器世间」种种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交织相感的因果作用，其本性乃是一个真如法界。他们相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梁静寂；宇宙万象，既虚幻无常；人类生活，亦仅为宇宙幻想之一种；而我之为我，则更是一种幻觉。因此，他们认为人心乃有二门，一真一妄，真心虚静，悉具佛性；妄心邪恶，较诸毒蛇猛兽，尤为可怕。而有情众生，无明不灭；由于先天的孽缘，后天的障蔽，迷于妄心，不识真我，以是不离生死烦恼的痛苦。照他们的分析，三界因果，包括十二因缘：过去二因，为「无明」与「行」；现在五果，为「识」、「名色」、「六入」、「触」、「受」；现在三因是为「爱」、「取」、「有」；未来二果，为「生」与「老死」。过去二因，与现在三因，共计五支，合为「集谛」；现在五果，与未来二果，共计七支；开为「苦谛」。观因缘智，即为「道谛」。十二支灭，即为「灭谛」。「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是为顺生死流，十二缘河满。但「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是为逆生死流，十二缘河倾。所以他们以为解救之道，务在明心见性，转迷开悟，破我执，灭无明，除情欲，造净业；成正等觉，证大涅梁。但佛家既视人生意义，仅为老死忧悲苦恼，为求「灭死」离苦，从而「灭生」「息命」；这乃是「因噎废食」，「饮鸠止渴」，何啻一种灵魂的自杀；这与基督教「出死入生」的「永生」之道，诚有天壤之别。复次佛家把人类社会，视作情器世间各种现象交感之因果作用，而寄其希望于一种空幻的所谓「真如法界」；使一般佛徒，沉溺于一种麻醉的催眠状态，乃自以为「成正等觉」，而不求神的国度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种空苦哲学，实足使人类漠视其社会责任，从而趋于悲观与厌世。一般佛徒，虽设词巧辩，否认悲观，大言救世。但事实胜于雄辩，证诸一般佛教国家人民精神之颓丧，社会文化之落后，即可见其流毒之深重。此则我国儒家学者韩愈，早经痛加词辟。略谓佛教来华以后乱亡相继，祀佛求福，乃反得祸！（见韩愈《谏迎佛骨表》）

道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罪恶，乃是由于人之造作虚伪；故礼法刑政，仁义道德，无非表示人之「大伪」（《道德经》十八章），而社会国家治平之道，消极方面，端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同上九章）；积极方面，端在「致虚极，守静笃，归根复命，而守常道」（同上十六章）。他们认为人类无法自救，治平之道，非赖人力；所以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为无为，则无不治。」（同上第三章）这样人类社会，自能恢复真朴祥和的境界。老子的思想，就其「绝圣弃智」，反对人类自负自义的一点来说，自较庸俗的人文主义者远为高明；可惜他们所讲的「道」，既是一种玄妙而不可言说的观念，因此他们达生复命的道理，遂流为一种委天任运的放浪主义和玩世不恭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使人类社会失去了积极推动的力量。吾人固不否认他们归真返朴，无为而治的哲学，有其崇高的意境；可惜这一个崇高的境界，却仅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水底捞月」的空想。诚以人类自始祖犯罪以后，已被神逐出「乐园」，伊甸东边，「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实已「回天乏术」，「归真」无门，「返仆」没由，只有循救主耶稣基督用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所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一○20  ；并参太二七51  ；弗二12-16），才能「归根复命」，朝见圣父。此中至理，不仅道家未曾窥测；一切凡俗的教主，亦俱未了悟，容当于拙著《总体辩道学》（卷叁）一书，再加论列。

以赛亚书第一章固然给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灾祸苦难的惨象；然而在全书结束的时候，却又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他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赛六五17一25，六六22）以赛亚又指示我们，人类所以有这荣耀的盼望，其根由乃是「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街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赛九6-7）

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乃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件极重无比的惊天动地的大事。照加尔文的诠释，这一位「和平之君」，乃是人类福乐之源。照希伯来原文，此「和平」二字，乃有亨通昌隆之意，乃为人间一种至高无上的福乐，便是一种所谓「极乐」的境界。所以，人间的福乐，只有从主耶稣基督而来。他乃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当他降生之时，天军天使赞美歌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路二14）他乃是万福之根源，活水的源泉（约四14）。世界人类，顺之者昌，得到福乐之源；逆之者亡，自绝生命之根。现在世界人类，所以灾祸频存，苦难相乘，便是因为人类拒绝救主，自绝福音，自塞恩源之恶果！

这不是「乌托邦」的理想，更不是宗教的偏见，而乃是救主奇妙的作为；而且许多乃是已经确实应验的事工。语云：「实至名归」，传道人只作事实的宣告，非作私意的争辩。救主在世之时，曾明白宣称，一则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一四27）再则曰：「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关于救主奇妙的作为，在整卷以赛亚书里面，神已明白启示，举要言之：

一、消弭战争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二4）「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一六4-5）

二、吞灭死亡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二五8）。「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二六19  ；并参看路二四章；约二○章；林前一五章）

三、教会胜利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三五章；并参太一一2-6）

四、公义长存

「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因为……惟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五一4-8；参看来一8－14；彼后三8－13）

五、安抚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争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四○1－11；并参太三3；路二14）

六、拯救外邦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四二1－17；并参路二25-32）

七、救赎罪人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五三章；并参四福音）

八、永赐平安

「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惊吓必不临近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五四10一17）「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作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五五3、4、7、12、13）

九、万国归顺

「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就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六○3、14、18、20-22）

十、造新天地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六五17-25，六六15、18、22-24；并参启二一章）

世人把基督教和一般的自然宗教，等量齐观；以为「道并行而不悖」，任何宗教不应有其独一至尊性。殊不知这非可出诸私意的论辩，而应根据真神的启示。基督圣道，是否独一至尊，当以神的话为判断的依据。「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如此说：『我是公义的上帝，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赛四五18、21－2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四12）「他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弗一20-22）「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腓二10-11）「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一九11-16）

基督教乃是上帝完全的救法，奇妙的救恩，这救恩乃是「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来一1-2，二3-4）而这些神迹奇事，绝非同一般邪术，乃有其一贯的目的和计划，乃是为证明并完成其救赎的大计而施行。约略言之，其一，乃为以色列人之出埃及并由摩西约书亚的领导，在巴勒斯坦的建国工作。此时之神迹，主要的乃为埃及之十大灾难，红海分开成为干地，天降吗哪，磐石出水，约但河水，在亚当城停住，立起成垒。……其二，为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对巴力邪教之生死斗争。此时神迹，如穷寡妇的油面，取用不竭；她们的儿子，死而复活，耶和华降火显现，以利亚被接升天，斧头浮水不沉，天降火车火马，死人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立即复活。……其三，在巴比伦被掳时代，耶和华真神对外邦邪神所显之无比的权能。如沙得拉等三人被扔在火窖之中，有神子同在，于火中游行，不但身体发肤，都无损伤，连衣裳也无火燎之气。但以理扔在狮子坑中，神封住狮子之口，丝毫无伤。其四，为耶稣降生以后，他亲自所行的神迹，当施浸约翰在监里发生疑问，打发门徒去问耶稣是否确为将要来的救主，主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一一4-6）事实胜于雄辩，基督教不是哲学的空想，关于救主的道成肉身，为童女生，赎罪代死，复活升天……以往先知的预言，俱已一一应验，丝毫不爽；这些雄辩的事实，奇妙的神迹，便是基督圣道独一至尊有力的明证。现在人类的盼望，乃在等候他的再临。关于这点，当他升天之时，天上的使者曾对当时站着望天的加利利人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徒一11）主耶稣也曾亲口安慰他的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一四2-3）保罗说：当主「亲自从天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四16-17）「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它，用降临的荣光废掉它。」（帖后二8）彼得也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三10-13）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又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二一1-8）这才是真正至善极乐的境界；但此绝非由于人的理想，而乃出诸神的作为。关于这点，于本书「基督教的历史观」中，当另详叙。

总之，世界的盼望，乃在救主的再临，上帝完全救世计划的实现。基督教所以不同于一切自然宗教的特点，便是因为他乃是上帝的真道，乃是上帝的计划；绝不容人的私意加以更张。诚以自始祖犯罪以后，人和地都已受咒诅，「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受到败坏的辖制，失去了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叹息劳苦，无由自拔（罗八18-25）。这个败坏邪恶的世界，弯曲悖谬的世代，已非人力所能改造革新。此则绝非宗教的迷信，亦非仅为神学的理论，近代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如苏鲁根、如汤恩倍诸氏，均尝著书立说，用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事实与统计予以证实，上文已稍加论列。且「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六12）「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藉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林后一○34）。魔鬼一天在这世界，掌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我们一切世俗的改造革新的企图和努力，均将徒劳；此则史家汤恩倍氏亦作是论。因此，必定要把上帝的敌人，从地上、从空中除去了，把它关在无底坑中，永远扔在火湖里，万物才能复兴，天地才能更新，人类才真能「千年万世永垂无疆之庥」。所以，「开万世太平」的人类的救主，非政治家、非哲学家，亦非世俗的宗教家；而乃是上帝、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赛九6-7）。

基督教非空洞的理学，而乃为生命的大道。基督徒不是遁入空门的修士，而乃是「基督的大使」（林后五20，英文为大使）当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弗六15），不在坐而论道，而贵能起而奔跑。基督圣道乃是富有生命力的宗教，乃为感化人心，改良风俗，推进社会，造福国家，协和万邦之动力；而基督教会，乃为神旨施行，神国降临之导体。因此，吾人对于教会与社会之关系，尤其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实应有深切的体认。

一、就教会之性质言

其一，教会非一般社团，非人为的组织，乃基督的身体；因此，凡藉人力造成的罗马教会的教皇制度，以及普世教会的统一运动，均非真正的「上帝城」。而普世教会协进会（W. C. C.）主席之一，英国圣公会之坎特伯里大主教，竟发表狂妄之论，说：「天堂不是仅属基督徒的居所，只须行为完善，虽或不信上帝者，当不致被拒于天堂之外。有些无神论者，那时我们当可与其在天堂相见。」此其不仅混淆教会社会之性质，且尤漠视天堂地狱之分际！

其二，教会乃超乎社会。教会乃超国界，超种族；超空间，超时间；不论天上地上，何处何代，何方何族，何国何民，凡信奉基督的重生信徒，都为他的肢体，均是属于一体。因此，我国苦干新派「基督教」学者，妄想削足适履，建立所谓「中华神学」，乃根本昧乎同感一灵，同皈一主的真理。亦未了悟基督教「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特性。

其三，教会不属社会。查教会原文（Ecelecia），乃是「召出来」的，分别为圣的，「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彼前二9）。基督徒虽存留在世，他的地位，却已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弗二6）。他们不属这世界，且为世界所恨（约一七14一16）。他们乃属乎主，和在天上的父联为一体；虽为地上的团体，而满有属天的荣光。

其四，教会虽不属世界，而却领导社会。基督徒不遁入空门，逃避其对社会的责任。他们乃是社会的模范，人群的表率，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太五13-14）；乃为世界的防腐剂和消毒素，又为社会的向导者和推动力；「不效法世界」（罗一二2），而要为转移风气之人，不为被风气转移之人；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15）。

二、就教会的态度言

其一，她乃是超世而入世。主耶稣在其伟大的祷告中，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一七18）他在升天之前又吩咐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一六15；太二八19）基督徒虽为世界所恨，却不「愤世嫉俗」。他们不但要爱人如己，而且还要爱他们的仇敌，要为仇敌祷告，不与恶人作对。

其次，教会乃是入世而超世。圣徒虽在世为人，却「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三2）。要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同流合污，投降世界。不能重蹈别迦摩和老底嘉教会的覆辙；虚有其表，仅求属世的灌荣；转向世界，失去敬虔的实意，而把主关在门外。基督徒虽应爱他们的仇敌，却不能爱上帝的仇敌，与罪恶相妥协。主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太一二32）保罗对于那些心里刚硬不信的人，不但自己离开他们，并且「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徒一九9）。且一再警告：「背乎所学之道的人，……要留念躲避他们」（罗一六17一18），「行淫乱的，……或拜偶像的，……不可与他相交」（林前五11）；「和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林后六14-17）。「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凡超过基督的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约贰7-11）。但这绝非闹宗派成见，我们切不可因教政例规的不同，自相纷争；凡属主内同道，都应彼此尊重，彼此相爱。

三、就教会的责任言

其一，对世界说：要运用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太二八18），和「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腓三21），传扬圣道，把天父的生命、能力，运行于世，把他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约一14-17），传给世人，道化世界，占领世界，「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三20）基督徒并未忘记世界，主耶稣离地升天时候所交付门徒的使命，便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一六15；太二八19）。但是改造世界，绝不仅是政治经济浮表的粉饰，所能奏效；而应以传扬福音，拯救灵魂，消除罪恶，改造人心，为务本的要道。

其二，对政治说：政教固应分开，该撒的东西，要归该撒；上帝的东西要归上帝。但此仅为职分之分，并不是说政治可以脱离上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宰治。且政府权力，既非属于君主，也非全在人民，而乃源于上帝。上帝设立政府的目的，并非叫人来统治人，更不是叫人来擅作威福，压迫人民。当以免列人要拥护基甸作王之时，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士八23）以色列人效法列邦，要求立王统治，上帝便大不喜悦，认为是他们厌弃上帝（撒上八4-9）。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废止公立学校的祷告，恐将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教会人士，应起抗议。华盛顿说：「离开了圣经与上帝，便不能治国平天下。」证诸史实，改教运进的结果，便结束了中古黑暗时代，开创了欧美新政的纪元。英国卫斯理复兴运动的结果，又挽救了英国的危机，得免革命流血的灾祸。而从另外一面来看，一切革命改造的运动，如果脱离了上帝，便失掉主宰，没有中心，「扶得东来西又倒」（朱晦庵语）。现代社会，由于近代哲学之流董，谓人类有无限之完全性，强调个人绝对的自由，而根本漠视其对上帝的神圣的责任，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统治阶级，滥用权力，产生了空前专制的极权政治；一方面人民目无上帝，滥用自由，以致人心陷溺，道德窳败，犯罪案件，日增无已！

其三，对社会说：革命改造运动，如果离开了上帝，既都发生了严重的病态；因此人类当根本觉悟，无论是民主运动或社会革命，都不是务本的要道。人类的罪恶一天存在，一切表面的更张，仅是扬汤止沸，不是釜底抽薪。所以人心的革命，个人的重生，才是正本清源，社会新生的起点。人类理想社会的创建，不是人类聪明智慧所能为力，而端赖上帝的恩典，及其圣灵运行感化的大能；只有从上帝重生得救的新人新民，才是社会新生的血液和要素。现代派对基督教有一个严重的误会，以为基督教仅重个人灵魂的得救，仅重天国来生的福乐，而漠视当前社会的责任和大众的福利；因此提倡社会事业，从而根本鄙弃了福音的真理，而另传一种所谓「社会福音」，那显然是一种可怕的误尽苍生的「陷害人的异端」（彼后二1；加一6-9）！其次，反教之士，则以基督教的「原罪论」，乃是一种悲观思想；而尼采更以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乃是一种奴才哲学，斥为最不道德；杜威之流，则以基督教救恩的教义，乃为愚民政策，实系社会进化最大的障碍。这些不幸的误解，和恶意的批评，固属全无是处，然却正足使我们格外儆醒，提高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保罗早经提醒我们，不可「打空气」、打空拳（林前九26）。我们不可在象牙塔中，自我陶醉；在牛角尖里，咬文嚼字；在修道院内，不问世事。我们都知道整个失丧的世界，乃是我们播种的禾田，宣道的对象；而事实上，我们却自己焚烧从教会到世界之间的桥梁。我们当重新检讨我们当前的宣道方针，正视我们社会的责任，以期根本道化社会，扫除福音的障碍。

其四，对文化说：基督圣道，虽系圣示天启，非同文化哲学，不能和世俗的自然宗教，混为一谈；但我们却不可因此完全漠视圣道与文化的关系，否认其文化进步的动力。今春大布道家葛培理氏（Billy Graham）在哈佛大学与该校所谓「神学」（？）教授，开会论辩，作者恭逢其盛，深感这些现代派的所谓「神学家」，根本已离道反教，投降文化；不禁为之心痛如割，忧心如焚！益感教会目前领导社会文化责任之重大与迫切。世之学者，每以西方文化和基督圣道，视同一物，实为一个严重不幸的错觉。自启蒙运动以后，由于理性主义之发展，西洋学者，迷信人智，崇拜科学；鄙视圣道，认为落伍；不信圣经，斥为神话。从而以理性代替启示，以哲学掩蔽神学，甚且以人为万物之灵，取代上帝的地位。以是西洋文化，早已拔本塞源，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流」；故学者屈鲁柏德氏（D. E. Trueblood）谓现代文明，乃似「瓶中之花」，虽觉鲜艳夺目，却已失去命脉，不久必趋凋谢！此乃为人文主义文化根本之缺陷，现代文明解体的主因，亦为当前人类莫大之危机。

我们正生在这一个历史上空前的灾难时代，战争饥荒，充满世界；价值观念，根本动摇；一切规范，已遭摧毁；人心陷溺，恶贯满盈；人沦禽兽，已失「上帝形像」原有之荣形。无论从科学、哲学、伦理、宗教方面，都可看到人类隐伏的危机，而一切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体制，亦均不足维系人类合理的生活，挽救当前既倒之狂澜。而人类整个毁灭的大悲剧，复可于旦夕之间，猝然爆发，降临人间！——据专家警告，原子战争，一旦爆发，全体人类，可于半小时内，同归于尽！当此存亡续绝，祸福生死之关头，基督圣徒传道救灵的责任，其重大迫切，实千百倍于往昔。惜乎教会学者，其保守者，则漠视其对社会的使命；其骛新趋时者，则「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提前四1）。现在「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已经显露出来。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帖后二3-4；太二四15）此诚救主再来，末世将临之预兆。然而主训示我们在这末世未到之前，「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太二四14）。这当为教会史上，自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以后，一个极重无比的划时代的使命。愿神光照，使我们得到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新的异象；对文化、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有一个新的认识，作一个新的运动；道化文化，道化社会，道化国家，道化世界；使荣耀福音，光照普世。愿我同道，儆醒准备，重新奉献，迎候救主，从天降临。

 

甲  史学的道化

基督教不是玄学的空想，乃是无可否认的永存不变的史实；福音不是宗教的教条，乃是大喜的信息；圣经不是哲学的体系，乃是史实的记载，其中心即为「上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类救主的降世。所谓历史，乃是「他的故事」（His Story）。故历史不是以人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主宰；并非人类业绩之记录，而乃为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过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

一般人误以历史仅为过去的记录，毫无意义。例如两千年前罗马哲人辛尼加氏（Luoius A. Seneca, 4 B.C.？-A. D. 65），便有此种错觉。他以为研究历史，乃是浪费时间，常常讥笑当时治史的学者，认为他们孳孳探究，乃属枉费心力，其愚无比。事实上，一般属世的史家，确是毫无史识，以为历史的发展，乃是一连串的「偶然」，仅系机械式的流水账；充其量，他们只能对历史加以事后的检讨，浮表的观察，而对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鲜有正确的解释。如此研究历史，确属劳而无功，不仅未得要领，抑且贻误苍生。辛尼加之讥嘲史家，固属因噎废食；而史学的偏差与失败，我们实当引为鉴戒！因此，我们治史，首当以「悔改之心」，凭「信心之眼」，来解释历史，并道化史学，以表彰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启示，庶能达成史学的任务。

史学的任务，非在机械地记录过去的事实，而贵在检讨既往，策励来兹，作为人类的南针，藉供后世的鉴戎。诚如古希腊哲人普理比斯（Polybius）说，过去的史实，以及历史的教训，乃是人群最好的教育，无上的南针。语云「不知来，视诸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同斯旨。惜世人仅知历史为「后事之师」，却未了悟其所以可作「后事之师」的缘由乃是神在人群历史的行程里，向世人所作的「普通启示」。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一五4）又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一○1－11）彼得也说：往古的灾难，乃是「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彼后二5一6）。

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历程、目的，及其最后的归趋如何，上帝在圣经中都有明白的启示；先圣奥古斯丁及改教运动的首领，都曾加以阐发。惜自后教会学者，对于历史哲学，未加重视；福音派的神学家，笃信圣经乃是上帝的启示，认为只须明白圣经的道理，无需再作哲学的研究。殊不知「圣经不是哲学的原理，并未对教义作系统的阐明。」以是苟不把圣经的道理，加以阐释，一般世人，对于圣道的奥秘，自不易领会；致其对于历史的意义如何，结局如何，人类的命运究竟如何，都不能运用圣经里面的道理，加以正确的解答。

反观属世的历史哲学家，如黑格尔（Hegel）、如马克思（K. Marx）、如史宾格勒（Spengler）、如汤恩倍（Toynbee）等，却都能因缘时会，投人所好；所以他们的著作，能不胫而走，风行一时；鼓励群伦，造成时会。其中如史宾格勒，本无籍籍之名，但他的著作，因为正好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苦闷的心理，便一鸣惊人，脍炙人口。又如马克思的学说，原非新奇，（详见下文）然滔滔世人，由于犯罪堕落，专顾「地上的事」。（西三2）「不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不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太四4）遂受其迷惑，「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后二2）阻挠福音，言之痛心。

基督教学者，虽不无研究历史哲学之士；但这些所谓「基督教」学者，大率为「新神学派」（Modernist），和「新正统派」（Neo-Orthodox）或「实存主义者」（Existentialist）。前者辱没圣道，已趋世俗化仅披圣道之外衣，责骂教会之「内敌」；后者亦否认圣经的权威，不信上帝的启示，又复否认上帝护理人类（Providence），引导历史（Lordship），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从而否定了从「今世」进到「永世」整个人群历史的绵延性和统一性，不能不令人遗憾。

关于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在神学著作中，虽于「上帝护理论」（Providence）和「末世论」（Eschatology）中，已有论列；但神学和哲学，乃各有其任务，如何阐明此中奥义，进而改造哲学，道化史学，俾世人得认识历史，了悟真道，接受福音，这乃是福音派的学者，当仁不让，急不容缓的神圣使命！

乙  史学的偏差

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世界的前途如何，人类的命运如何，久已为中西学者，甚至一般世人所共同关心追究的问题。但是不幸得很，因为「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受了所谓「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唯物主义」、「无神主义」、「实存主义」……种种学说，乃至「理神论」、「泛神论」、和儒释道各教的影响，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却不信真理，任凭假先知迷惑他们。其祸所及，悲观者，则志气消沈，消极厌世；乐观者，则造塔「巴别」（创一一章），自立「人极」，甚且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从而制造「革命的灾难」，导演人类的悲剧。

从十九世纪以来，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类自命为万物之灵，为历史中心；又以迷信科学万能，以为可以「巧夺天工」，「人定胜天」，竟否认了上帝的「统治」「护理」，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抛弃在宇宙之外，以是历史重心，遂从「神本位」转到「人本位」；误以相对为绝对，暂时为永恒，片断为整全，有限为无限，以为人类的创造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全部历史意义的完成，可以离开了上帝，完成人生之使命；而以人的作为，乃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世俗的史家，自炫客观，以科学注重事实，贵有证据，以是孳孳于史实的探求，古物的发掘，文献的考证，以为已尽其治史的能事。例如汤恩倍民的巨著《历史研究》，便是以二十六种文明为比较实验的根据，从形式上看，他的著作，可谓包罗万象，总摄古今。他这种治学精神，从人的眼光来看，允称忠实客观，博大精深；但从神的眼光来说，都是舍本逐末，并未能达成其解释历史的任务。请申言之： 

其一、历史的因素，非仅在「人」在「物」，而乃是受神的统治与护理。神的永能与神性，及其在历史上奇妙的作为，是不能仅凭统计图表分析解释的。

其二、史家的态度，无论其如何客观，对于史实文献，往往有意无意，或多或少，不免由其个人情感的好恶，而生取舍的偏见，从而发生歪曲史实的弊病。

其三、所谓史实文献，都是人类的业迹；但是血气之伦，本无良善（罗七18）；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加六7一8）。由于始祖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基于原罪的事实，以及人类本性的邪恶与缺陷，若仅凭史实，人类的业迹，来研究历史，自不能明其全，而穷其本，了悟人生的意义，历史的目的。

其四、虽有些比较深入的史家，亦认为仅凭「史实」的探求，不能得到究竟的解答，因此进而从事「史因」的追究，以某种特殊的因素，视为解释历史的秘钥。但是这种治史的方法，和前者亦只五十步与百步，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一则，其所谓「史因」仍不能脱离「史实」的关系。二则，各种「史因」，无论「唯心，唯物」，都是枝节；不是根本。三则，由于史家的主观偏见，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单纯，执持一端，抹煞一切，失诸亳厘，谬以千里；由于治史的偏差，产生各种乖谬的学说，驱使人类走向危险的歧途，则其危险，较诸前者，实更为严重。请申论之。

历史的意义如何，属世的学者，各有解释；大率可分「心」「物」两派，分叙如后。

甲 唯心论

唯心派以理念和人格视为形成历史的决定因素；谓人生的意义，不仅在求物质方面的满足，而尤在求道德、人格、心意、理智的发展。恻隐为怀，人溺己溺；废寝忘食，乐道安贫；急公好义，赴汤蹈火；为道殉难，视死如归……凡此种种，都足证明人生目的，并非在求物欲的满足。

唯心论较诸唯物论，虽似稍胜一筹，然其缺陷，乃正在过于抬高人的能力和地位，而忽视人的缺陷与弱点；误以相对为绝对，以为徒凭人类的努力，即可建设地上的天国，臻于至善的境界，完成历史的使命；从而把「自我神化」。汤恩倍氏尝论「自我神化」、「制度神化」，实乃近代文明破落解体之厉阶。英国史家阿克登爵士（Lord Acton），甚至非常感慨地说：「一切历史上所谓伟大人物，究其内幕，实在都是败类，如果揭发其隐情，宣布其档案，则一切对他歌功颂德的记载，都属虚谎。所以，归结的说，历史乃是人类种种罪恶造成的，那便是贪婪、骄傲、自大、自义、猜忌，「怕你的邻舍！」「一切权力，都趋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的腐化，」可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一七9）。

唯心论的代表史家，可以黑格尔（G. W. F. Hegel）为代表。氏以「万法唯心」，宇宙乃思维的反映。思维的发展，其终极的归趋，必达到「绝对理念」——或称「绝对精神」（Absolute ldea-Absolute Spirit）。世界的演进，最后必达到绝对理想的境界。故氏以「绝对理念」（或称「绝对精神」）视为形成历史终极的因素。他认为历史乃是「理念」在「时间」（ Time）的发展，正如自然在「空间」（ Space）的发展。这发展的过程，是辩证的，一正一反，互相衡制；人类历史的进步，即为此「正」「反」二者中和合一的结果。历史的意义，亦即实现「绝对理念」，一正一反，辩证发展之过程。此种「绝对理念」，往往可藉伟大人物的心志，来具体表现；以是伟大人物，如圣君贤相，豪杰英雄，往往是造成历史，开创时代的要角。而此「绝对理念」，在历史上之具体表现，即为理想的普鲁士王国。

黑氏的学说，实颇矛盾。他一方面说，一切运动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矛盾之中；同时又说，矛盾之解决，则为两者的中和与合一，氏既谓历史的进化，乃基于「正」「反」二者之冲突，与辩证的发展，何以忽以理想的普鲁士王国为止境。其弊所及，一方面，其唯心的辩证论，被马克思颠倒，成为唯物辩证法，造成今日泛滥世界的共产运动；另一方面，其理想的普鲁士国家观，成为「国家至上」说，复为法西斯蒂或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的厉阶。

乙 唯物论

此派大家知道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相信「万法唯物」，并武断地、不科学地肯定了一切社会的发展，是循着一个模式，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经无产阶级革命，而进入理想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时期。他的学说，乃是一种经济的宿命论，其实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严格言之，乃是抄袭而歪曲各家旧说的结果。例如：

1．他的经济宿命论——乃是从斯多噶学派（Stoics）的极端宿命论而来，以为万事俱受且永为一绝对而普遍的理性律所支配。

2．他的辩证法——乃是剽窃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出来，他自己也承认乃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而丢弃它神秘的外衣，把它颠倒了过来。

3．他的唯物论——乃有拾费两巴赫（Feurbach）的牙慧——「人活着乃是单靠食物」，（Man is what he eats.）「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乃是肉欲的动物。」（Man is the creature of his appetite，not his intellect.）即我国儒家，在两千几百年前，也早已有「食色性也」的说法。

4．他的剩馀价值论——追根求源，也是从亚当斯密的劳力价值论脱胎换骨而来，乃是旧瓶装入新酒。

5．即是他的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从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来，那更是几千年前的古物，（例如孔子的礼运大同）更非新奇的发明。而他的废除私产论，也是袭恽司丹莱（Gerard Winstanley）的旧说。恽氏认为世人犯罪，乃是由于人的「爱私之心」，取代了「博爱观念」，而其厉阶则在私有财产，故氏以为正本清源的除罪救世之法，端在回到原始共产社会。兹再将马说谬误之处，简述如后：

1．违反圣经的真理。人类生存，固不能不赖食物，但人类不是争逐食物的衣冠禽兽。魔鬼对首先的亚当，人类始祖的试探，便是要怂恿他违反上帝的禁令，摘取悦人耳目的果子，充当食物，这才使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魔鬼对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也是要他「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立刻被主斥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4）可惜滔滔天下，不能胜过魔鬼的试探，不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舍本逐末，心为形役；碌碌终日，争取「食物」；深陷苦海，无以自拔。 

2．他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简单。经济虽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独一的因素。例如，中俄两国，在革命以前，虽同为农业社会，但两个文化历史的背景，以及政治社会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又如英美德各国，虽同为工业化国家，但其所谓「上层的」政治制度，亦复各异其趣。

3．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创造力的表现，最初是见诸宗教和其他非物质方面的成就；其次见诸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后才有经济事业的发展；这可证马氏的学说，乃是因果倒置，不合历史事实。

4．他强以自然科学的法则，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事象；而历史发展的动向，不仅没有符合他武断的公式，而且客观的事实，正对他作极大的讽刺，他的预言，完全不合现在社会经济的实况。由于社会立法的进步，劳工地位的改善，财富分配的渐臻合理均平，并没有如他预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到了所谓「无阶级的社会」（Classless Society）以后，却仍充满尖锐的矛盾，残酷的斗争。例如俄国革命元老普利汉语夫（Georgy Plekhanov），号称马克思主义之父，革命之后，却被列宁轻禁终身！托洛次基，虽已逃亡海外，却仍不获善终，卒遭史太林暗杀。而史氏当权以后，苏俄党国显要，其被史氏清革算屠杀者，尤难胜数。及史氏暴卒以后，他的亲信，却又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在官方《真理报》上，对其百般夷落，斥为国贼暴君，千古罪人。最后连他的坟墓，也被克鲁晓夫掘开。各国共党，有鉴于此，遂纷纷诘难离贰。例如意大利共党参议员（Umberto Terpeacini）氏便说，照此情形，则我们以往信奉的真理，并非必为今日可信的真理。是则马氏之说，已遭其信徒所否认，正无待吾人之驳斥。

5．马氏所谓「正」、「反」乃是一种纯主观的、不科学的偏见；所以他的历史划分法，根本乃属武断。他到了所谓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权建立以后，便不得不宣告唯物辩证法的寿终正寝；否则便要按照其法则的支配，「辩证发展」，由「正」而「反」，从而「否定」其自己的政权和其建立的制度。但有一于此，结果都是自趋毁灭。

6．黑格尔的辩证法，原来是对己的、内省的、中和的；而马克思把它颠倒了以后，却把它变为对人的、排他的、斗争的，从而把黑氏「从矛盾到统一」的历程，变为只有斗争、毁灭、突变、绝对恶性循环的法式！

7．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他绝对的唯心论，变为绝对的唯物论以后，其变本加厉的恶果，不仅把宇宙的本体，从精神理念，变为「运动的物质的诸形态」，并且更把人类的理智、情操、意志、灵性，完全转化为「物欲」和「肉感」；把人类的精神和灵性，完全从生命中抽去。他们甚至说，思想之于脑，犹之小便之于肾。把按照上帝形像造的万物之灵的人，变成毫无灵感的工具机器。

8．黑格尔的辩证法，原为证明其「绝对精神」，即为「神性」，原想用以解释历史，使人类向着崇高的理性的境界发展，其论虽有「自我神化」之嫌，吾人固未能苟同；但被马克思颠倒变质丢弃神秘外衣以后，不但丧失了「神性」，且复恶化了人性，从而使人类自相斗争，而人类历史遂转向毁灭的末路。

丙 结论

以上两种历史观，乃是皮相的、枝节的，不是从上面来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是外铄的，是从「下面」来的；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是内省的，是从「里面」来的。「唯心」「唯物」，观点虽异，其误则一；便是都以人为本位，不以神为中心；仅以人为历史的主角，不认神乃历史的中心。这乃是人类悖逆真神，偏行己路，必然的结果。世界人类，虽科学文化，日新月异，而人类生活，反而变本加厉，治丝益紊，其根本症结，当亦在此！稽诸史乘，古今中外，先圣先贤，乃至圣君贤相，英雄豪杰，都想竭其仁智，寻求福国利民，长治久安，人类共存，世界大同之道：而事实上，却都把历史的主宰，和平的君王，人类的救主，抛弃在世界以外。「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一10－11）！属世的史家，既否认抛弃了「历史的主」，舍本逐末，偏行己路，暗中摸索，妄白揣测；自不能窥其真光，对人群历史，作正确的解释。

人类历史的行程，自古迄今，学者认为有一个不变的现象，和一个循环不已的挑战，便是善恶斗争。所以历史的结局究竟如何，是善是恶，为祸为福，久已成为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关于这点，大率可分为悲观和乐观两派；但基督教历史哲学，却超乎这两种世俗的见解，而另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甲  悲观论（或历史轮回论）

悲观论在我们东方，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以为人类历史，只是轮回，没有出路。又如，佛教，便认为五蕴皆空，法我俱无；三界流转，六道轮加，有情众生，无明不灭；生死烦恼，俱不离苦。但此又牵涉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问题，本书己另有论列，本章勿加深论。至于西哲的学说，限于篇幅，亦难尽述，兹仅略举一二，以概其馀。 

一、柏拉图（Plato）

历史循环论，渊源甚古，远在巴比伦时代，即已盛行，此说认为万事盛极必衰，治久必乱，合久必分；人类历史，实逃不出这一个循环的公例。柏拉图因袭此说，谓历史的行程，乃是一套继续不断的循环的圈子，在命运之神操纵之下，初为黄金时代，终则趋于没落；周而复始，终古如斯。

二、亚理斯多德（Aristotle）

氏亦承柏氏的馀绪，认为世界万物必然的结局，是循环的。惟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这种历史观，并未为后世史家所重视，以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空前的毁坏，震惊了世人，这一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轮回论，遂因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问世，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特论之。

三、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一位德国学者史宾格勒对于近代文明产生极大的失望；从而对柏拉图的历史循环论，大感兴趣，因著《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氏本无藉藉之大名，徒因其说正好投合战后世人苦闷悲观的心理，遂一鸣惊人；其书不胫而走，风行一时，竟成为译成各国文字的世界名著。

史氏用生物学的法则，来支持并发挥其历史的循环论。氏谓各种文化，都是生物的机体，好像有儿童时期、少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又如四季，有春、夏、秋、冬。所以一切文化，有其发展时期，亦必有其衰落时期；并无进步，只是循环。文化之受命运的支配，犹如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一样。人类既被羁于这个循环轮回的历史之轮，便无从掌握其命运，因此历史只是一种无目的的往复轮回，毫无意义，只有战争是创造的动力。

史氏之论，在大战以后，轰动一时，我国学人，亦不免附和其说。殊不知这种历史观，乃是基于一时一隅现象所得之偏见与错觉，请析言之。

1．一则，他的历史观，仅以文化为基点，而抹煞民族国家及其他的因素，自属偏狭不全。

2．文化并非一个机体，乃为构成社会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的业迹，故其动力，非在被创造的文化之本身。社会虽系集个人而成，但社会非同个人，更非一生物有机体。从这个前提来看，则一切生物学的自然法则，根本无从适用到文化，则其一切比喻推论，自无从成立。

3．由于人类之罪恶，吾人固不否认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一章）惟史氏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人藉上帝的恩典，可以超脱这个循环轮回的命运。神虽为宇宙的主宰，但人却有自由的意志，而非被命运支配的机器。故史氏之说，乃陷于宿命论的窠臼。

4．史氏仅见人类文化没落的表象，却根本昧于原罪的真理，皮相之见，不能识透人类问题的症结；以是「饮鸩止渴」，他竟认为唯有战争是创造之动力。殊不知人类历史的推进，非尚「力征」，更非战争与仇恨。如仅重「力」而不尚「爱」，必致牺牲道德与真理。

5．上帝既为历史的主宰，在这一个前提之下，一切悲观的学说，实无存立之馀地。他掌管世上万事，任何遭遇，都在上帝的护理统治之下，无论为祸为福，为利为害，为胜为败，为兴为衰，为黑暗为光明，最后却必成就其最高的旨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墩堪克（Dunkirk）的撤退，责无碍于诺曼地（Normandy）的登陆，以及最后的胜利。他使万事互相效力（罗八28）；他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传三11  ；参看罗一一33一36）；外邦的争闹，君王的敌挡，只是令那坐在天上的发笑，终必为他的铁杖所打破（诗二）；而人的忿怒，反要成全神的荣美（诗七六10）。关于史说之妄，著者于拙著《西方心灵之衰落》（The Spiritual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另有详论。西方读者有出死入生之神迹。

乙  乐观论（或历史螺旋论）

倡是说者，重视人类社会的改良与革新，以及科工政教的成就。他们迷信人的力量，以为只要人类向上努力，不难改变历史，推进历史，实现黄金时代，建立地上天国。持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仅举其要：

一、黑格尔

氏谓一切进步，乃是「正」「反」两力辩证发展，中和合一的结果。由于「绝对理念精神」的自由发展，以及杰出人才之贤明领导，不难实现理想的国家，臻于至善的境界。其说已见上文，兹不复赘。

二、马克思

他要藉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理想的无阶级社会；深信此乃社会演进之科学的定律，不仅理有必然，而且势所必至。此亦已加批判，不复申论。

三、汤恩倍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应付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使「自我神化」、「制度神化」，并令群众失望离心。但氏又认为文明的兴衰，乃是形成「普世宗教」必经的过程。故人类之盼望，从宗教精神说，乃在基督教和回、印、佛各教的融合贯通；从社会制度说，乃在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的互相妥协；从政治关系说，乃在国际社会的团结统一。汤氏以为这样便能使罪恶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实属一种天真的幻想。请申论之。

汤氏治学精勤，著作等身。其治史的方法，自命客观，不如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复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六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格尔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物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切伟人史观、心理史观、地缘史观等说，他对于史学的贡献，自未可完全抹煞。

但汤氏的史观，究仍不免有重大的缺陷。氏论文明之发生，由于「挑战」「反应」，不仅不能自圆其说，抑且不免自相矛盾。盖氏一则曰：挑战的分量，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否则便不能激起成功的反应。但所谓过重过轻，殊难定确切的标准。且汤氏在驳斥自然环境说的时候，又说，同一自然环境未必能发生同样反应。氏并广征史实，谓欧亚草原，曾产生游牧型社会，但在阿根廷及澳洲那最利于产生游牧型社会的草原，并未发生游牧社会。又说可乐拉多河（Colorado）具有和美索波达米亚相似的自然环境，却并无相同的结果。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气候地质地形相似的欧洲多脑河，并非欧洲文明的摇篮。循氏此说，可见挑战与反应，环境与历史，未必有一定不易的必然关系。足证汤氏之说，实乃自相矛盾。

尤荒谬者，乃是他把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说上帝也须受「挑战反应」原则的支配，所以必经魔鬼的试探，方能完成其救世的计划。这乃是因为汤氏于神的观念，根本错误。他把神与超人，混为一谈；氏虽高举基督，以耶稣为人类的救主，但是他的「基督观」，乃是所谓「超人的化身」，否认主耶稣的神性。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分际，以是他把「天国的奥秘」和「世间的小学」等量齐观，从而妄想把「上帝城」与「世俗城」揉杂一起，熔为一炉。这又可证「人智」之穷，不足探索历史问题的究竟。因此，汤氏虽比一般世俗的史家，稍胜一筹，否定了以往一切单一因素的主观的历史论，要指示人类向超人的天国境界迈进；惜其根本昧于天国的道理，终究限于人文主义的俗见，不能脱离世俗学者的窠臼。这是我们对此一代学人，不胜其遗憾的。

乐观论的史家，当然不止以上三氏，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列。今人惑于达尔文、史宾塞之谬说，尤因科工技术之进步，迷信「人定胜天」，以为只要依靠人类的努力，即可实现理想的社会。此种理论，习非成是，人云亦云，几成教条；天真学者，幼稚青年，尤其盲从迷信，奉为金科玉律。所以魔鬼便利用人类不加深思反省的弱点，筑成了「坚固的营垒，拦阻世人认识上帝」（林后四4）。芸芸众生，蚩蚩者氓，都被「世界之神」所迷惑，便为「人间的遗传」、「虚空的妄言」，乐观的历史哲学所掳去（西二8）。其上焉者，则殚精竭力，妄想建造「巴别塔」，实现人间的天国；其下焉者，则「照常吃喝嫁娶」，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根本无视世界的危机，不知「洪水来了」，要「把他们全都冲去」（太二四32一39）。因此，我们于此）对于这种庸俗而流行的历史乐观论，不能不加驳斥。

其一、乐观的基准，乃在人类之进步；但何谓「进步」，其实并无绝对的标准。盖所谓进步，可因人的主观而有不同的结论。概括的说，一般人固认为今人比古人进步；但同时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者，正亦实繁有徒。此并非不研究近代文化的顽固保守者的见解。现代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Dr. P. A. Sorokin），即著书立说，警告世人，谓人类的宗教灵性生活，乃是日趋堕落的，以是近代文化，流为一种体贴肉体的感官文化，降及今日，已呈解体毁灭之危机！更从实际的生活情况而言，今人物质生活虽较进步，但在精神生活，则更为痛苦。是则人类历史，究竟为进步，抑是退步，实大有问题。可见乐观的历史论，实根本无其凭藉之基准。此其一。

其二、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近代科工技术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绝对不能作为人类前途乐观的保障。盖这些仅为工具，其对人类为祸为福，为善为恶，仍在人类之自决自择。例如医药进步，固属有益人类，但亦可变成化学战争的，屠杀人类的凶器。原子能固亦可造福人类，但亦正可毁灭世界。此即崇拜科学的箫伯纳氏（Bernard  Shaw），亦公开承认，谓科学已根本破产，科学本想建立地上的天国，却不幸导演自杀的悲剧。箫氏本迷信科学，反对宗教，但他现在面对无神论的悲剧，不能不放弃他对科学的信仰！

其三、进步论者，还有一个根本的错误，便是昧于圣经的真理。他们不知道人类由于原罪与堕落，人类根本无法为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三23、12）乐观派的历史观，完全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否认了上帝的主宰，不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他们以为人类进步，乃是一种自然的程序，强以自然的定律，来适用到人类历史的法则，误信徒靠人的自力自义，可以实现人生和历史的理想，建立地上的天国。他们认为历史荣耀的结局，乃在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成就；根本无视上帝的统治和引导，实乃盗窃上帝的荣耀。

丙  结论

基上所论，乐观论和悲观论的历史观，乃各有偏，俱非尽当；所谓「乐观」与「悲观」，实在都是世俗的浅见；因此，基督教的历史观，乃是超乎二者之上。质言之，一方面，我们承认人类的堕落失败，没有希望；但对于那轮回宿命的悲观论，却不苟同。他方面，我们相信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和中心，他的旨意与计划，终必成就，而有无限荣曜的盼望；惟对于那迷信「人定胜天」，可由人类努力，建立地上天国的螺旋式的天真幼稚的乐观论，又复大异其趣，

复次，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不同单纯的乐观论与悲观论；但亦并非即为介乎二者之间的，或把历史分为不同之两极的二元论（详见下文）。因为神乃历史之主，他对这个世界，乃有整个计划，而且到救主再来的时候，这暂时分开的「上帝城」和「世俗城」的两个境界，是要因神的最后胜利而消弭的。我们对于人类历史，虽未敢存天真乐观的想法，但亦绝不厌世悲观。我们有「信」「望」「爱」三宝（林前一三13）；从「信」生「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爱人如己，奉献身心，荣神益世，又复生「望」，对于历史的结局，存着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盼望（林后四17；启二一）。上帝虽然超越人世，但他却用其无比的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作我们的救主；籍着耶稣基督，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约一14；并参提前三16），到了末期，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支与父上帝；那时基督必要作王，一切仇敌都要放在他的脚下（林前一五34一35）

总之，基督教的历史观，既非单纯的悲观论和乐观论，亦非割裂历史的二元论；而后上帝乃为历史的主宰，整个人类的历史，乃是以主耶稣基督的降世与再临为中心，人群历史最后的归趋与结局，乃是上帝在永世中的计划，籍着圣子救赎的恩功，以及圣灵感化的大能，要完全成就；神的众子，要照他的应许进入有永义永乐的新天新地的荣耀里（来二10  ；彼后三13），关于此义，容于下文再加详论。

甲  二元论的概要

以上仅就一般世俗学者的史观，加以述评；惟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学说，我们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历史的二元论。这些学者，持论不一，有些不同凡俗，未易一概而论。大体言之，他们把历史分成「今世」「永世」两种境界；对于「今世」根本悲观，认为人类罪孽深重，无可救药；其激烈者，甚且以为神已丢弃人类，不问世事，这个世界，已无希望，只能静待完全「永世」的来临。兹就各家之说，分叙概要如后：

一、冠克迦德（Soren Kierkegaard）

冠氏为「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的丹麦「神学家」，体弱多病，多愁善感，以是思想悲观，认为这个世界，已是根本无望。氏复大反黑格尔的学说，斥为僭妄。因为人类已堕落犯罪，只有日趋沉沦，根本不会实现所谓「绝对理念」。黑氏要想从「绝对理念」来实现「理想世界」，无啻自比上帝，实乃僭妄亵渎！他以为上帝已不问世事，所以无论神或人，对于历史，根本不能再起什么指导作用，若想改造社会，只是益增僭妄自义之罪。故人类只有凭信心之翼，豁然顿悟：突破庸俗境界，始能超脱这苦难的现世，想望永世的福乐。

二、柏第雅夫（Nicolas Berdyaev）

氏为俄国东正教「神学家」，著作等身；他把历史分为「属地的」（Terrestrial）和「属天的」（Celestial）两种境界。前者是苦痛的、悲观的；后者是乐观的、得胜的。人类因赋有自由意志，有选择善恶之自由；又以人类堕落，悖逆真神，失去上帝原有的形像；所以在今世善恶相争，结果终成悲剧。即道成肉身，耶稣降生，亦为上帝参加人类的悲剧。故氏认为人类在这个世界，己属根本无望；历史最后的结局，乃是得胜的「属天历史」吞灭了苦难的「属世历史」，人类真正进步的意义，以及企求达到的目标，乃在超越的「永世」。

三、巴尔德（Karl Barth）

氏为新正统派要角，亦为主张「危机说」（Doctrine of Crisis）的「神学家」，著述宏富，辈声国际。氏把历史，分作「现世」（Time）和「永世」（Eternity）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前者是属地的，暂时的，无目的的；后者是属天的、永远的、无量的、明智的。范畴各殊，境界不同，只有藉着启示，二者始有相契的可能。故人类只有用超越的态度，始能穷历史终极的意义。在「现世」中，人类只有危机，没有出路；上帝乃超乎世外，不问世事。人类要想从「历史进化」、「社会改良」，实现「天国」，不仅是痴人说梦，而且还犯了自负自义，轻慢上帝之罪。因为人类根本没有良善，所谓良善，乃是上帝的恩赐。真正圣徒，应当自认绝对无能，根本无望，只能静待「末日」，希望「永世」来临。

四、惕立赫（Paul Tillich）

氏为望重一时的所谓「实存主义」的「神学家」，谓人类历史，充满了紧张、斗争、不安与悲剧，根本没有得救的希望，人类仅凭逻辑的想法，不能穷历史的奥秘，但人之大患，却都因习故常，仅仅重视传统的政治，社会乃至宗教的制度，想求一劳永逸之道，结果落入魔掌，无以自拔。因此，他不但批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已经不合时宜；且更僭妄的主张，圣经的道理，亦须彻底更张。他又认为现代文化，根本没有意义，人生亦无希望；真正的救法，不在「今世」（Time），乃在「永世」，故人当顺服那神秘的「超绝者」（Unconditioned），进入超越历史的境界。

五、裴柏尔（Otto Piper）

氏亦分历史为「世俗的」（Secular History）和「神圣的」（Holy History）两个境界。前者乃为魔鬼的作为，故人类要想用什么「社会改良」和其他人为的方法来推进历史，从而企图使天国在地上实现，乃是徒劳无功之妄想。真正圣徒，当信赖神对人的作为，不可自负，越俎代谋。历史的主宰，乃是上帝；基督降世，乃为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最高的启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从来没有人看见的上帝，表明出来。从此神的临在，格外显明，等到耶稣再来，便要结束这邪恶的世代，建立完全的天国。

六、黑尔德（Gerald Heard）

黑氏自信已得解决人类问题的秘钥。氏分人类历史为「意识的」（Conscious）和「下意识的」（Subconscious）两类；而认为指导人类历史的力量，不是「意识」，乃是「下意识」。氏谓人之大患，乃在「意必之私」，妄想逞其私智，改造社会；实则，史实证明，此种努力，只是引导人类，误入歧途。尤以达尔文之流「适者生存」……诸说，责为人类自相斗争，互相残杀之厉阶。故氏以为救治之道，乃在绝圣弃智，由「阿拉耶识」控制人类作为，信奉印度瑜咖哲学，庶能令人把握真理，认识「真如」。但氏又说，印度于此，并未成功，以致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故人类仍当努力，以期造成真正文明，创造「新的历史」。

七、杜德氏（Charles Harold Dodd）

氏亦分历史为「世俗的」（Secular）和「神圣的」（Sacred）两类。前者仅如流水过逝，花开花谢，世事推移，毫无目的，亦毫无意义。后者乃是救赎的历史，亦为在永世中上帝旨意的显示，如亚伯拉罕之蒙召，耶稣基督之降世，教会之建立，均其著例。神圣的历史，乃以主耶稣为中心，而尤以其受死复活为焦点；故教会使命，只在宣扬福音，宣告上帝对人类历史最后的措施，乃为结束无目的无意义的「世俗的历史」，而代之以「神圣的历史」，此即天国在永世中之显现。

八、倪博尔（Reinhold Niebuhr）

除此以外，尚须一提倪博尔氏的历史观。从表面上看，倪氏似乎不是完全的历史二元论者。他认为历史乃有前后一贯的统一性，以是多元的历史观，不仅在理论上为不可通，而且在事实上为不可能。他复引奥古斯丁之说，认为「上帝城」与「世俗城」乃是并驾齐驱的，并非截然分割的。氏又一反世俗学者乃至新神学家那种天真的自然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乐观进步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的罪恶，乃在骄傲自义，妄冀凭其自己的能力，以完成人生与历史的使命；只有谦卑悔改，靠神大恩，始能憬悟其智能之有限与不全，而有认识人类命运及历史意义之智慧。其说超乎庸俗，不同凡响。所可惜者，倪氏的死症，乃在不承认圣经的权威，认为圣经中的知识，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准则，以是对于圣经中的「末世论」和「耶稣再来」等重要真理，认为仅系一种「象征的」说法，不可照字面解释，信以为真；否则便将上帝超越历史的意义，变成了一种历史中的事实。这种说法，无啻犯了历史二元论同样的毛病；盖氏不知上帝虽超越历史，但仍为历史的主宰与中心也。倪氏尝说，「唯信心庶足弥补人的愚昧」，但他却忘了自己的话，自毁信心，不信圣经的权威，怀疑上帝的启示，以是终不能「弥补他的愚昧」，无由了悟人类历史的奥秘。

乙  二元论的批判

历史二元论者，甚多饱学之士，有些且系「神学家」；而其对于人类历史，确也有卓绝的见解，承认人类犯罪堕落，力难自救，此和庸俗史家，确是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惜这些学者，除裴柏尔（O. Piper）氏外，未必都有纯正的信仰，如新正统派和实存主义者，且不信圣经为上帝的话，以是所论失去了真理的基准，虽多超越之见，却属似是而非；世人不察，被其所惑，为害匪浅，应加明辨。

1．他们的历史观，强把人类历史分为「属地」与「属天」；「属世」与「神圣」；「今世」与「永世」……两种截然不同的范畴与境界，破坏了人类历史从今世到永世一以贯之的绵延性和统一性，无疑破坏了上帝救世的整个计划。

2．他们虽不满庸俗的自然主义，常从「超历史」的观点，反对自然主义的见解，作超凡的高论。但是他们的所谓超自然论，仍有限度，须以合乎近代科学为条件。因此，对于圣经里面超自然的真理，到了不能用科学解释理解的时候，便表示怀疑，宣告不信，又露出其庸俗的自然主义的，和肤浅的理性主义的本相；而他们的理论，亦往往自相矛盾，无以自解。

3．他们的上帝观，事实上乃是犯了「理神论」（或作「超神论」Deism）的同病。上帝虽是「超越的」，但亦是「内蕴的」，无所不在的；上帝虽是公义的，但亦是慈爱的。圣洁与罪恶，光明与黑暗，虽不能相通；但是「道成了肉身」，他已暂时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约一14  ；腓二6－8）；而且藉着他的宝血，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已经得以亲近，与神和好（弗二21一22）。二元论者，仅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虽没有想把神摈除在世界之外，但他们学说的流弊，实际上却不免把神抛弃在历史以外了。

4．他们对于人的观念，虽比世俗学者和新神学家为高明，却不免有矫枉过正之论。人类虽是堕落，但他们只见一面，只是曝露世人的罪性；而不知人乃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而且藉着末后的亚当，主耶稣救赎的恩功，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重生，成为新人，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罗六3－11；林后五17；约一12；弗二6）；他还赐给我们真理之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约一六13，一七16一19）；使我们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太五13一16），并作上帝的同工（林前三9）。

5．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乃是和历史悲观派（详见上文）犯了同病。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生活的病态与罪恶，但是如上所论，神对世人已有完全的救法。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赛四二3）；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三16一17）。有些过激悲观的二元论者，认为人类历史根本没有意义，而且以为神对人类也已失去信心，完全失望，因此对世事已置之不问，不复加以引领，这尤为偏激的武断。世界虽有罪恶，基督徒处世的态度，固应向世界钉死，不可贪爱世界；但神并没有叫我们逃避世界（约一七15），而神也绝对没有丢弃世界，撒手不顾我们。恰正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他在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一10一14）「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五45）；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约一四18）；他是「我的牧者」（诗二三），作「我们引路的」（诗四八14）；「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壹三8）；世界虽有苦难，但他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并参约壹四4，五4）。总之，我们的上帝，乃永远在他的宝座之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万物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6）；他是「阿拉法」，「俄梅戛」；「（他）是始，（他）是终」（启二一6）；他是救我们的元帅，还要领他的儿女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去（来二10）。他是历史的主宰，历史的中心。所以历史二元论者，把世界历史，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境界，实乃不合圣经的真理。

甲  圣经启示的历史观

基督教和一切世俗的宗教，判然不同，乃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西一26；林前二7），万古长存不变的真道（诗一○二26；来一11-12）。奥古斯丁说：「基督教并非从耶稣降生以后才创立」，这乃是上帝多方多次籍着众先知晓谕列祖的真道（来一1），从垠古之始，到耶稣降世，整个宇宙的历史，便是基督教准备的过程。一切世俗的宗教，苟非虚妄的思念幻想（参罗一21-25），从其好的方面说，至多仅为「训蒙的师傅」（加三24），和「世间的小学」（西二8）。摩西和希伯来先知乃远在希腊哲学家一千五百馀年之前。古希腊哲人赫拉克立德（Heraclitus）、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暨斯多噶派（Stoics）各种学说，都不能代表真理，至多只是从神的普通启示中所窥见的一些暗淡的微光。故苏格拉底不敢自命为智者，而仅称为爱智者。

上帝既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启示与真理的源头；基督教的历史观，其最大的前提，便是承认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阿拉法，是俄梅戛；他是始，他是终；

古往今来一切的史象，治乱兴衰，都有上帝在统治和引导。一般史家，以为「历史哲学」一个名词，乃为伏尔泰氏（Voltaire）所创，其实真正的历史哲学，乃为圣经的启示。旧约的先知，乃是最早的历史哲学家。他们非仅叙述历史的事迹，而复能见到史实后面上帝的作为，故能了悟历史的意义。当时强大的帝国，埃及、亚述、巴比伦，虽似以色列人的敌国外患，其实乃是上帝的工具；「人的忿怒，要成全（神）的荣美」（诗七六10），上帝反而利用他们实现他的旨意。旧约的先知书，绝非明日黄花，乃正足启发现代史家的深思！照旧约记载，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我们人类（创一至二章）；不幸始祖落入魔鬼试探，因此罪恶进入世界，人类便受咒诅，这便有光明与黑暗、道与魔、善与恶的斗争（创三章）。上帝造的人，并非木偶机器，所以有「自由意志」。人类犯罪，乃是因为他们有自由意志，这是上帝暂时的容忍；但他仍始终统治世界，掌管人类历史，即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上帝仍未离开宝座，没有放手不管。他要赏善罚恶，施行公义的审判；「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行恶的，终难逃罪，以往的记载，都足为后世的鉴戒（彼后二6）。

照古教会的历史观（可以保罗书信为代表），人类历史的盼望，完全是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的降生、代死、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执掌弥赛亚的权能，乃是世界历史上最有意义的重大事件。但他在降世以前，即与上帝同在，他就是上帝（约一1）。他复活升天，还要再来，施行审判；到那时，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是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腓二9－11）。保罗认为历史的盼望，非在人类；一切智慧，都是愚拙（林前一19），终必归于无有（林前一三10）；而一切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辖制，一同叹息劳苦（罗八20一22），等候释放，救主再来。在救主再来，宇宙奥秘之幕揭开之先，人类在此过渡时期，魔鬼必施其狡计，逞凶作恶。但上帝所以如此容忍，主耶稣基督所以尚未再临，并非故意耽延，乃是有两个重大原因：一是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二是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彼后三8一9），要使「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二四14）

乙  奥古斯丁的历史观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的历史哲学，可以其所著的《上帝城》（City of God）一书为代表。他把世界人类分成两类，一是「上帝城」的国民，一是「世俗城」（Earthly City）的国民。这两城虽暂时有若干相似的情况，但其动机、其目的、其本质、其结局，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属天界，爱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求上帝的荣耀；后者属凡界，爱世界，爱自我，只求人的荣耀，沉溺于罪恶之中。「上帝城」必然兴旺；「世俗城」必然衰微。教会乃是善天使和义人的组织，必日趋发展；世界帝国，如罗马帝国，乃「世俗城」的象征，虽兴盛一时，必崩溃没落，因此可知现在一切梦想征服世界的野心家，亦必不能逃避「罗马衰落」之未运。

但奥氏并不否认国家存在之必要，政府乃是维持治安必有的组织。照圣经指示，圣徒亦有服从一切制度和在上君王的义务（罗一三1一7；彼前二13一15）；惟真正善良的政府，其所措施，必合乎上帝的旨意，且必有助于圣道之推进。

其次，上帝既为历史的主宰与中心，无论善恶，都是相反相成，互相效力（罗八28）。魔鬼的差役，虽一直想从中破坏上帝的计划，卒因上帝大能奇妙的作为，最后都要成就上帝最高的旨意。上帝虽予人类自由意志，暂时容忍，「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徒一四16），「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徒一七30）；但上帝对于人类社会统治的权能，并未受到丝毫的限制；上帝在人类整个历史的行程中，自始便是站在主动的地位。他虽是慈爱的，但同时又是公义的；人类的悖逆不信，必自食其恶果。现在天灾人祸，乃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乃对作恶者的刑罚；然而同时亦是神藉以试炼义人，使其获得更大的赏赐。

复次，奥氏认为主耶稣降世，乃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不仅世人藉他得到救恩，且使人类重新得到推动的生力，向着标竽直跑。历史的过程，便是上帝旨意逐渐得胜的指标，最后的归趋和结局，便是「上帝城」的胜利。

基督教学者，对于奥氏的历史观，虽不能说绝无歧见；但福音派可说大体上都奉为圭臬。惜近代学者，并无巨著，发扬奥氏的历史哲学，缅怀先贤，能毋感愧！

丙  上帝与历史的关系

自从创世以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罗一20）我们如用信心的眼，就可以晓得，神如何藉着：（一）律法，（二）制度，（三）基督，和（四）教会，施展他奇妙的作为，兹分述之：

一、是藉着律法

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凡此都是人们从「普通启示」中所得到的教训，乃是上帝藉着律法，在掌管人类历史，赏善罚恶，施行公义审判的明证。经上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诗一九7一9）「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开广而又掳去」；「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赛一○5一7）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但二21一22）。「（他）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的器皿上。」（罗九17一18、22一23）「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六7－8）「世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一七30一31）

二、是藉着制度

上帝设立制度的旨意，原「是要我们行善。」「（我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所以，「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彼前二13一16  ；罗一三1－5）惟于此有须明辨者：第一，就政府的目的说，上帝设置政府，乃是为施行公义，赏善罚恶，并使人类守法奉公，敬业乐群。并非叫人来统治人，更不是叫人擅作威福，来压迫民众。据旧约记载，当以色列人要拥戴基甸治理他们的时候，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士八22一23）当初以色列人效法列邦，要求立王统治，神便大不喜悦，认为是以民厌弃上帝，不要上帝作王（参看撒上八4一9）。第二，就政府的权柄说，政权乃是出于上帝（罗一三1），政权并非等于神权。政府的法律，必须合乎圣经的道理，上帝的旨意。圣经指示我们，圣徒所以必须顺从政府，乃是「为主的缘故」；易言之，乃是为顺从上帝。倘使政府的法令，不合圣经的道理，则圣徒尽可不必服从，「不受乱命」，以示对国家更崇高的服从，那便是「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此于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四章十九节，已有明确的指示。第三，就政府的性质说，人类无论如何不能创造最理想的政府，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使「权力」与「公义」，互相平衡，臻于一致；盖人为的制度，终有流弊，而且由于人类的罪恶，往往会使制度变质恶化，成为极权暴君，贪官污吏，为非作恶，残民以逞的工具。所以，我们不可令「制度神化」，成为崇拜的偶像。如果妄以某种制度为尽善尽美，乃是渎冒神的尊严。圣经于此，有两方面的启示，从某方面说，统治者的权力，固系受神命定（罗一三1）；但另一方面，圣经又警告我们，世上的君王和审判官，须受神的铁杖的管教和审判（诗二）。

三、是藉着基督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他）住在我们中间」，「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参看约一1一14  ；西一16一17  ；来一2一3）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救人，乃是上帝在永世里的计划。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耶稣降生，乃是一件极重无比的大事，乃是从上帝创世，到上帝永世计划完全实现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基点。所以，耶稣降生，和耶稣再临，乃是基督教历史观的基本概念。历史的推演，不是什么人类的成就或进步，而乃有上帝的计划与旨意。基督降世的重大意义：第一，乃是上帝住在人间，进入人类历史的行程。第二，乃是因人类罪恶而形成的「世俗城」和「上帝城」暂时互相对峙的境界之开始消弭。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恩功，乃是他在今世和永世间战胜罪恶，吞灭死亡，征服撒但的大胜利。虽然撒但最后「无条件的投降」，须待末期才能看到，但是他已打了决定性的胜仗，却已是一个无疑的事实。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无条件投降，虽在诺曼地登陆一年之后，但诺曼地登陆的成功，即为德国无条件投降，我们最后胜利之前奏。主已昭示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

四、是藉着教会

上帝在历史行程中的作为，及其永能神性与智慧，又藉着教会的事功，表现出来（弗三10）。教会乃是基督不可见的身体，藉着基督住在其间，教会便已与永世的生命有分。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前，教会应积极履行神所托付他的职分，他在历史上最重大的使命，便是向万民传扬福音（太二八18一20；徒一6一8；林后五18一20），基督信徒，要在主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如中古圣徒抵抗异教的日耳曼侵略的精神，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盐。基督徒不可步「修道主义」的后尘，作遁世的打算。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对于社会，虽应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但亦不可蹈「社会福音」派的覆辙，使教会沦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组织，使教会工作，变成一种社会事业。

历史最后结局的事态，始自主的再临（帖前四13一18；林后五10）。学者认为那时基督与教会，便要掌权「一千年」；到了第二次复活以后，作恶的便要被审判受永刑（约五28一29；启二○7－15）。那时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一10），基督便要把一切权柄还给神，万有便都永远归他掌管统治（罗一一36；林前一五27一28），上帝的荣耀，在这邪恶悖谬的世代，乃藉其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在黑暗之中（腓二15）；到了基督最后胜利的时候，更要登峰造极，显出其不用日月光照的极大荣光（启二一23一27）。所以上帝最后的胜利，及其永久的统治，乃是超乎现世的永世的目标，亦为人群历史必然的归趋。因此，人类历史，乃是万有所本，万有所依，万有所归的全智全能至尊永存的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行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

丁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

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行程、目的和归趋，易言之，人类究竟从何处来，以往的过程如何，究竟是为什么，将来结局如何，凡此种种，上帝在圣经中，藉关他自己的启示，早已晓谕我们。这乃是从使徒保罗、奥古斯丁，以及改教运动首领，所共信共喻的正统的基督教历史观。可惜近世学者，迷信科学，惑于俗见，竟致离弃真道，自毁信守（提前四1；提后四3）；而蚩蚩者氓，亦遂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莫知适从（弗四14）。世人仅见人类外表的成功，无视罪恶侵犯世界严重的事实，以及人类内在的堕落，从而僭妄自义，自视如神，把自己神化，制度神化，把上帝摈除在世界历史以外。汤恩倍氏虽知「自我神化」、「制度神化」，为文明破落解体的原因；惜未作更深入的探求，不知「自我神化」、「制度神化」，乃是人类否认原罪，摈弃上帝的结果。

惟从另一面看，一般所谓属灵的历史学家，他们虽承认上帝在历史中的奇妙作为，但他们解释历史，并未本乎纯正的信仰，根据圣经的真理。例如上文所论的历史二元论者以及新正统派神学家，他们更不信圣经的权威，真神的启示，因此他们的史观，虽为属灵，却未合圣经的真理。另有些学者，只是拿一些特殊的历史事象，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妄作上帝的谋士，粗率地作似是而非的结论；甚或假借「上帝」之名，作投合其成见的武断。这亦是非常危险的态度。例如关于罗马的衰落，照萨尔凡纳士（salvianus）的解释，认为乃是对信徒罪恶的报应，殊不知根据奥古斯丁的研究，这乃是异教徒道德堕落的恶报！就近事而论，当希特勒得势以后，一般所谓「德国基督徒」，为投合一般德国民众报仇雪耻的心理起见，竟荒谬绝伦地说：「我们要感谢上帝，他是历史的主，他赐给我们希特勒，作我们的元首与救星，挽救德国于厄运，因此我们愿尽心尽力，效忠国家，服从元首。此种服从与效忠，在我们基督徒看来，乃万有最深刻的遵守上帝诫命的意义。」这种宣言，显属利用上帝，欺世惑众，当时曾引起神学家巴尔德的严重抗议，斥为完全假托圣经，不合真理。更荒谬的，还有些不信的人，把真神和邪灵，并为一谈。例如，出埃及记中的法老王，认为埃及术士所行的邪术，正和上帝藉摩西所行的一样，都是上帝奇妙的神迹（详见出埃及记）。而一般愚夫愚妇，迷信鬼怪邪术，也以为是神的作为；甚至一般学者，也以「鬼」「神」并称，不加明辨；犹复著书立说，高谈宗教，自命「属灵」，这尤足混淆是非，使人心地刚硬，偏信邪说，抗拒真道。

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上帝在历史中一切作为的旨意，首应本纯正的信仰，明上帝的启示，凭上帝的应许；这才能把握解释历史正确的原则。「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罗一一33-34）所以，主耶稣对加利利人，对他的门徒，也早已警告，对于上帝的作为，不可轻信人言，盲目附和（参阅太二四4-5）；亦未可妄加揣测，作皮相的论断（路一三1－5）。

1．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似悲观的，但这乃是因为鉴于这世界有罪恶的存在，仅系对于人的悲观失望，认为人类不能自救。我们的救主，不是在人，乃是在神。我们对于神，却永不失望悲观，而常存「信望爱」三宝；所以不是轮回的宿命悲观论。

2．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似乐观的，但我们的乐观，不像世俗的乐观论，以为靠人的努力，就可建设理想的社会；而乃是因为相信上帝住在我们中间，他乃是历史的主宰，在总摄万事，引导我们，使我们不仅「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一14），而且还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盼望（参阅林后四17-18），所以又不是对人本位进步而螺旋的乐观论。

3．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似二元的，其实乃是统一的，从创世以来，一直到耶稣再临，和新天新地实现，都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只是因为始祖犯罪，失去了乐园，人类才暂时分成两个境界，一为「上帝城」，一为「世俗城」；一是得救的，一是失丧的。但是这两种境界，并非截然划分，实乃并驾齐驱；当始祖犯罪以后，地虽受了咒诅，但神已立刻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你（蛇）的头！」（创三15）而自主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降世以后，藉着他所建立的教会事工，圣灵大能的运行，这两种不同的境界，已开始消弭。到了末期，就是照他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把国支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林前一五24一25；弗一10）。可惜失丧的世人，不知上帝的大恩大爱，不知他乃在天天寻找世人，拯救世人，要完成这一个完备的计划；以是愚好自用，妄想「造塔通天」，自我神化，自作救主，自建天堂；妄想用政治、社会、经济的新体制，来设法挽除这两种境界的裂缝，以实现至善的境界，恢复已失的乐园。但圣经指示我们，这两界的存在，乃是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受了败坏的辖制，失去了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八20一22）；只有上帝用超绝的大而可畏的，震动天势的作为，烧毁一切有形质的才能彻底消弭这两界的对垒，实现新天新地的乐境（太二四29一31；彼后三8－13）。

基上所论，我们对于历史，当可得到以下各点基本的认识：（一）上帝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二）他要照他在永世里所定的计划，实现其最高的旨意。（三）他并且住在我们中间，摄理万事，引导人群，施行他奇妙的作为。（四）他还要再来，完成其救世的整个计划，永远作王。总之，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地位，是次要的；历史的中心不是人，乃是神。但上帝非独裁的暴君，人类亦非无灵的机器，故神虽总摄万事，人仍有自由意志；但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人类对其一切的作为，须自负其责，自食其报（参加六7一8）；而且更奇妙的，人的愤怒，最后反要成全上帝的荣美（诗七六10）。他要「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帖后一6－10）。那时「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启一7）！所以，归根结底的说，上帝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类历史的中心，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6）。

但是，一般不信的人，既「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他们对基督教的历史观，却有各种的异议。例如中国新文化运动首领胡适之先生说：「根据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是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据生物的科学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可以明白，那『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还有一般人看到许多不信上帝的人，为非作恶，养尊处优，飞黄腾达，埤睨一世；而洁身自好之士，反而不得一饱，命途多舛；以是认为「道高一尺，魔高千丈」，根本怀疑有所谓天理天道，更不信上帝对人类历史，有丝毫关系。对于这些疑难，其实上帝早已有明白的解答，圣经宝训，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仅述一二：

1．诗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那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必用铁杖打破他们』，……」（诗二）

2．约伯记指示我们，约伯苦难以后，「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伯四二）

3．路加福音里那位享大福的财主，最后却在阴间受苦，「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路一六19一31）。

4．马太福音又教训我们：「他叫日头照好人，又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五45）但他到了时候，便要「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太一三40一43）

基此可知不义的人，虽在神普通恩典之中，得享美福，但其结局，则异常悲惨。尤有进者，亨通的顺境，固为神的恩典；苦难的逆境，亦有上帝的美意，乃要坚固义人的信心，承受更大的赏赐；凡「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是要我们得益处」（来一二6－11）。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四17一18）！世界虽有苦难，但主耶稣已给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使徒约翰也说：「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壹四4，五4一5）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儿子。惟有瞻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二一1－8）观此，可知义人终必胜利，「上帝城」终必实现，上帝最高的旨意，救世的计划，终必在永世里完成。

曾有人问美国一位著名的学者皮尔德氏（Charles A. Beard）说：「你能不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写一本书，简要地指出人类历史的重大教训，俾一般人都能易于了悟？」皮氏立即答道：我可用四句极简单的话，答复这个重大的问题：

1．「神」如果要毁灭那个人，便是叫他发狂，迷信他自己的权力。

2．「神」的磨子磨得很慢，却是磨得最细。

3．蜜蜂盗取花粉，但却反而使花因此得以繁殖。

4．黑夜深了，你才能看到星光。

皮氏并非神学家，但氏著作等身，望重仕林，这几句深入显出的简单的话，出诸一位世俗的学者，我们正可因势利导，用他的话来作见证，令世人得到一种深刻的启示，一方面足以怯除不信者的疑念，一方面复可使其了悟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与作为。

本章所论，仅发其端；以语其详，当待专书。限于篇幅，作者在行文之时，在在力求以简略，未欲加以深论。惟作者于此，复愿就历史学者所以失败之症结，敷陈二点，结束本章。

甲  方法上之谬误

属世学者，摄于近代科学的进步，要完全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法则，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例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论，自命科学，实乃主观的偏见，以是削足适履，造成革命的灾祸。又如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生物说，以为文化如人生，有所谓「幼」「少」「壮」「老」诸时期；又如季节时令，有「春」「夏」「秋」「冬」的四季；于是牵强附会，妄加武断，倡文化没落，历史轮回的悲观论。即汤恩倍氏，其方法虽自炫客观；且治学精勤，引征广博，总摄古今，就其否定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观而言，洵属不同凡响，然而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根本异趋，后者可在实验室加以观察，加以控制，故可先设假定，加以证实归纳。惟前者则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千变万化；广征比较，既不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更无法加以控制实验，得到确切的定论。所以，其「挑战反应说」，证诸史实，汤氏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还自相矛盾。凡此驳议，俱见前文，兹不复赘。

尤有进者，「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一20）「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当然也不受科学家的控制，住在人手所造的实验室内！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4一28）「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但二20一22，四34）「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诗三三10一11）！除非无神唯物论者，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的作为，历史的事象，并非单单是一种「心」的或「物」的因素；而乃有「神」的因素；而且他的作为，根本不是人的智慧能力所能测度、「拦住」，或与他争论的（参罗一一33一34；但四35；赛四五7－12）。

所以，世俗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唯心的」（重内在的理念精神），或「唯物的」（重外存的物质环境），却都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以是都是舍本逐末，顾此失彼，仅仅捕捉历史的「次因」（「心」「物」），没有穷究历史的「基因」（上帝）。因为他们的史观，乃是残缺的、不全的、局部的、暂时的、皮相的、相对的；不是完全的、究竟的、永远的、不变的、超凡的、绝对的。这是我们研究史学，在方法上应有的觉悟。

乙  认识上之谬误

认识上的谬误，比方法上的谬误，更为严重。因为前者乃为后者之果，后者仅为前者之因。世人之大患，学者之通病，便在单单顾念所见的事，不顾念所不见之事；殊不知所见的仅为暂时的，所不见的始为永久的（林后四18）。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一一1）我们讲「未见之事」，并非仅作空谈玄想，而乃有其「实底」「确据」。我们如凭「信心之眼」，本「悔改的心」，便能看到「所望之事」「未见之事」；便能了悟行而上的道，确知永世里的事，这样才能对于历史，有正确而彻底的认识。

语云，道不远人，「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籍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一七24一31，一四15一16）圣经一再警告世人。上帝的震怒常在不信的人身上（约三36），「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彼后二5一6）；又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太二四29一31）

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不可单单顾念所见的，更不可单单「思念地上的事」，而「要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唯物论者的错误，固在从下面看；但唯心论者的缺陷，也仅从里面看，向自己看，并没有「向上面看」，其差别只是五十步与百步，其结果亦不能看到上面的事，永远的事。瑞士史家杜平氏（J. H. M. D’Aubigne）说：「我们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历史，都可以看到上帝大能的作为，我们虽不能用肉眼看到上面的事，但上帝的旨意，却藉着主耶稣基督在历史里完全表明出来。」

但是，所不幸者，世上的「假先知」和「假师傅」，和那些不信真神上帝的外邦宗教家和哲学家，却是心地刚硬，故意不认识上帝，思想虚妄，心志昏暗，自称聪明，反成愚拙（罗一21－22、28）。「藐视先知的讲论」，上帝的警告；无视历史教训，不知警惕炯戒；讳疾忌医，粉饰承平；自负自义，偏以「有罪为无罪」；而「那行毁坏可憎的」，还要「站在圣地」（太二四15），自号为世界的救主。以是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历史观，完全不肯领受，亦不会了悟。其上焉者，视为一种「象征的」说法；其下焉者，则根本斥为虚玄的空谈。因此，我们如果要想把握正确的历史观，还须有一个重大的前提，乃便是我们宇宙人生观的大革命。应彻底认识这个世界，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三23），「罪既作了王」，「受造之物」，世界人类，都「卧在那恶者手下」，「服在虚空之下」，受了「败坏的辖制」，「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八20－22）。降及今日，天灾人祸，变本加厉。佛家虽知这世界是「苦海」，人生意义，终不离苦，解脱之道，只有怯除情欲，遁入涅梁；但佛家的思想，仍是皮相的，不是究竟的，因为他们不知苦的根源，乃是在罪；世界的败坏，人类的苦难，其根乃在人的「原罪」。因此，真正解脱之道，乃在根本「悔改」，皈依救主，藉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约一29），并且「拆毁」神人「中间隔断的墙」，得与上帝和好，免去上帝的忿怒；得在他永远的国度里，做他的子民（参看弗二3－16；罗五8－12；约一12）。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三2）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三3）  

我们的根本问题，还是在「悔改」「重生」。我们唯有悔改了以后，才能获得「信心之眼」，才能成为「新造的人」，才能彻悟人生和历史的真谛，才能看见上帝的国度，回到人类已失的乐园，才能承受永生，进入永世。阿们。

人类自始祖犯罪，悖逆上帝以后，即受了咒诅，走上了一条毁灭死亡的道路，开演其自相贱杀的悲剧。圣经指示我们，亚当的头生儿子该隐，即成为「毒蛇的种类」（太三7，二三33），一个杀人的凶犯，而且豆萁相煎，杀了他自己的同胞兄弟。他兄弟的血，在地里向耶和华哀告，从此这位人类第一个杀人凶犯，便受了咒诅，内心恐惧，惴惴不安；流离飘荡，不遑宁处；且复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满心猜忌，以为人人都必杀他，于是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创四1－14）。数千年来，怨仇相报，兵凶战危；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治久必乱，迄无宁日！古今圣哲，虽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说，作「弭兵」「非攻」之议，凡此仅为天真的幻想，徒劳的作为。人类灾祸，根深蒂固；降及今日，积重难返；世界战争之威胁，其严重可怕的程度，实千百倍于往昔。国际联盟「四海一家」  （  Family  of  Nations）之理想，既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毁灭；而战后「联合国」永久和平的运动，尤成为无可实现的幻梦。数千年来历史惨酷的事实，洵足实证，并彻底暴露人性之败坏与邪恶。而国际之矛盾与混乱，以及文明之没落与解体，又可见人类的自义，正像无花果树叶子编作的裙子，根本不足遮盖人类赤身露体的丑恶（创三7、21  ；赛六四6）；而人类的智慧，亦终难挽救其毁灭的厄运！

人之通病，只是「顾念所见的」，不「顾念所不见的」（林后四18）；只是「思念地上的事」，不会「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近代学者，仅见事态的外表，不究其属灵的意义，遂以为一切人类的罪恶，社会的病态，以及世界的苦难，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恶果。这种解释，不仅皮相肤浅，且复不符史实。退一万步说，倘若我们承认此说为确当，则世界人类，在十九世纪之前，必是升平康乐，没有战争；但证诸史实，乃完全不确。远在我国孔子时代，他已在作人类如何从「据乱世」，演进到「升平世」的幻想，世界的历史，乃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在奴隶制度时代、封建制度时代、农业生产时代，都有战争，正如在近代工业发展时代之有战争。诚以该隐同室操戈，豆萁相煎以后，战争的祸根，早已埋伏；易言之，战争乃是人类罪恶的本性之具体的表现。人类的罪根一日不拔除，战争的祸根，便始终存在；即是到了所谓「无阶级的社会」，还是有内在的冲突矛盾，有惨酷的斗争清算。

主耶稣说：「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渎。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太一五18一20）是可见人类最大的毛病，乃在徒骛虚表，仅求外面的粉饰，不除内心的罪恶；殊不知人类祸乱之源，乃正在内心，而非在外表。一切制度的改造，只是扬汤止沸，不是釜底抽薪。人性一日不改，世人之罪，一日不除——即釜底之薪，一日不抽，则鼎沸泛滥，必至焦头烂额；而世界人类，战乱相寻，亦必不可收拾，同归于尽。耶利米先知在异象中「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而倾」；耶和华对他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一13一14）这正是今日世界人类所面临的一幅可怕的全局鼎沸泛滥，大难临头的图画！谁能釜底抽薪，除罪消灾，挽救人类毁灭的厄运呢？

「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赛六11）

这是以赛亚先知在朝见万军之耶和华，在充满全地的荣光中，所见的异象，亦是上帝对他和我们启示的，千古不磨的真理！这一个真理，已有人类的历史，予以证实。我们看了目前世界的局势，更应怵目惊心，恐惧战兢；若不自卑祈祷，真切悔改，转离恶行（参看代下七14）；皈向和平之君，万王之王，人类救主，耶稣基督，人类实无可避免万劫不复，整个毁灭的厄运！

于此，许多提倡乐观进化论的天真学者，必起而激烈反对，以为这乃是一种悲观的末世论。关于基督教是否悲观，抑为乐观，本书于「基督教的历史观」中，另有专章讨论，兹不多赘。惟是这种天真的乐观进化论，要想凭人的智慧，增进人类的幸福，减少人类的痛苦，挽救人类的厄运，已由客观史实，予以否定，既加上述；而证以现状，人类文明所谓进步的结果，虽得到若干物质上的享受，却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尤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心理学权威荣卡儿氏（Dr．Carl  G. Jung）尝从其丰富的经验中体会到一个结论。他深深觉到从世界各国纷纷访问他的无数人士，都灰心丧志，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几乎都有神经失常的病态。照现代心理分析学家的研究，现代人类所谓心理正常之人和神经失常之人，实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盖人类自始祖犯罪堕落以后，人类本性，已惨遭罪恶的侵蚀；而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类益复自负，目中无神，向机器一面倒；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结果反变成了他们的桎梏，卒至心为形役，无由自拔！世人学者，每以近代文明之发展，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殊不知现代文明，正在引导人类，悖离上帝，投降世界，走向崩溃没落，整个毁灭的末路。故文艺复兴，从属灵意义看，实在可称为人类「第二次的堕落」（Second  Fall）。此乃人类首应恍然憬悟之大事，庶能悬崖勒马，皈向救主；根本扭转人群历史进展的动向，转危为安，否极泰来，避免整个毁灭的悲剧，而有复兴万事的希望。

由前之说，可见人类之盼望，不是在人。诚以人类已根本堕落，因为罪恶的毒素，侵蚀了人性，已使人类根本腐化，人的能力，绝难行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一七9），人类唯一的盼望，只有仰望救主，从我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我们肉心，」「将新灵放在里面」（结三六26一27）。「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五一10），始有昭苏复兴的希望。然而这却正是上帝的救法。

属土的世人既住老亚当里，都犯罪堕落了、失败了、灭亡了；神却以爱我们的大爱，本其无穷丰富的怜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得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使我这属土的、必死的、必朽坏的、毒蛇的种类；成为属天的、不死的、不朽坏的、被拣选的族类、属上帝的子民（参阅约三16；林前一五22、47一54；弗二4一5；彼前二9）。「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提前三16）；他竟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像，虚己卑微，为我们的失败羞耻，滔天大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腓二6一8）；叫我们藉着他的死，靠着他的血，得与上帝和好，得被白白称义，得从死里复活（罗五8－11、18一19）。这种奇妙的爱，真是人智所无法测度的奥秘！更奇妙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不仅是我们信徒个人起死回生的转机，而且又是我们不可救药的，「要在道中灭亡」的整个人类否极泰来的关键。盖耶稣基督降世，乃是上帝进入人类历史，再造新的人类（「基督的族类」参看彼前二9）。这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革命，使失败堕落的人类历史，从毁灭的厄运中，得到了复苏的转机，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升入一种更高的境界。这个新的历史，虽与旧史，并非绝对二元，乃仍贯乎旧史之中；但却超乎旧史之上，不以今世为限，乃是超迈古今，直指永恒，要完成上帝最高的目标，显现上帝无比的荣耀。

上帝所以要在肉身显现，主耶稣基督所以要降世为人，这乃是本乎上帝测不透的无限丰盛的慈爱，及其无穷的奥秘的智慧，绝非世俗学者所能了悟。古今圣哲，想用人的办法，凭其自义，「明明德」，「致良知」；以期「天人合德」，「止于至善」；殊不知人类自始祖犯罪以后，即与神为敌，人的旨意和神的旨意，即水火不容，不能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心安理得」，仅为讳疾忌医，自我陶醉的空想。即儒家学者，亦不能不说：「圣贤人格，……无论升到如何境地，其所体现的毕竟不可能是天道或上帝的整全，毕竟只是其部分，这就是所谓『圣人的悲剧』」。就常情而论，无可讳言的，当人反躬自省之时，往往有「内疚神明」，良心责备之感。诚如经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罗七18一24）盖人民有与神和好，和神的旨意完全合一的时候，始得免除良心责备的痛苦，于此，又可见世人良心的责备，乃正系神人意旨冲突之征兆。倘使人的旨意和上帝的旨意，能完全合一，则不但不受良心的责备，且亦根本不应靠良心而自负。盖所谓「良心」，并非是非善恶绝对可靠的标准；倘使依赖这种不可靠的标准，往往会混淆是非，习非成是。且通常善恶的观念并非绝对的；故我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庶能达到至圣至善的境界。然此绝非凭人的良心或自义，所能实现。故人不可夸耀良心，而应根本悔改。因为在神人中间，乃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鸠沟，有一道隔断的墙，绝非人力所能免除拆毁。这所以主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以他自己的身体，在十架上，灭了冤仇，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之路，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弗二14一16；来一○20）。因为，主耶稣基督，乃是神而人，人而神，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面；故只有他降世为人，以神人的资格，进入历史，才能使神人合一，恢复神人之间固有的正常关系。

本来上帝与人类历史，乃是息息相关，须臾不离的。第一，从他的统治护理的权能言，上帝乃是一直在指导历史，第二，从他超越的身分言，则他又藉着先知，不时莅世，警告世人。第三，但是从其道成肉身言，则又为一种特殊的方式，便是上帝在基督里，以肉身显现，有形有体的进入世界。这一种方式，乃是空前绝后的。在主耶稣未降世以前，固从未有过；而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也不会再有。主耶稣固要有形有体的再来，但这一次的来临，不是进入历史，乃是来结束历史，审判世界。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人类历史，乃是为预备其降世；他升天以后，人类历史，则又为准备其再临。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乃是以耶稣基督降生和再临为中心。

于此可见基督降世，和世界人类，实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第一，从人类的地位言，我们本为可怒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而且死在过犯之中，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及其救赎的宏恩，已从死里复活，成为新造的人，不再与神为敌，已经得以亲近，与神和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弗二1－16）。第二，从人类的命运言，一个在灭亡道路中的旧人，开始昭苏，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被拣选的族类（彼前二9），而天国亦藉以降临。天国的完全实现，虽不在今世；但是这并非说，天国是在渺茫的将来。天国乃是一个属灵的实在；此时此地，当下即是，实比空气更为接近，关系密切，须臾不离。天国虽非世界帝国，却是偏满寰宇，贯彻万人的心中。世界人类，尽可自相残杀，暗无天日，没有盼望；而天国却自在人心，任何暴力，不能摧毁。无论在无神主义的共产集团，人文主义的自由世界；天国却光芒万丈，屹立不憾。世界帝国，可崩溃衰亡；人类文明，可没落解体；而天国却永远朝着永世推进；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千秋彪炳，万世无疆。我们这个被拣选的新族类，虽非完全遗世独立，主也并没有叫我们立刻离开世界，而且为世界所恨，被「看作万物中的渣滓」；但我们却不属这世界（约一七14一15；林前四13），我们已被分别出来，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弗二6），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出污泥而不染，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在世界我们虽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四17）到了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大荣耀中，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便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福音的人；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我们便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和主永远同在（太二四29一31；帖后一7一9；帖前四16一17）。

但是，天国的门，只是为重生的人而开。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七13一14）救主降世，虽要「作外邦人的光」，但「他无佳形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他虽「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但却「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赛五三1一3，四二1－9）所以，天国的发展，人类的昭苏，并不是一种轰轰烈烈的，煊赫一时的群众运动，而乃基于个人的抉择皈依，重生得救。这不是集体的、群众的、制度的、律法的、仪式的，更非强迫的，出诸他人的干涉，而乃须从每一个人，从他心灵深处，自己抉择。易言之，人若要进入天国，成为新的被拣选的族类，其基本条件，乃是在其自决；若不接受救主，皈依基督，便绝对无权作上帝的儿女，天国的子民（约一12）。「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三3）。这乃是基督教的真髓。一个基督徒，乃是一个从圣灵重生的新人。现在基督教之所以有名无实，其症结即在「新神学家」藐视重生的真理。如果照他们的说法，无需重生，可进天国，这等于说，不用眼睛，可以看见，此其谬妄，何待深论。「新神学家」，不读圣经，也不信圣经，以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照样人皆有一种自然的基督之心，殊不知「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之事」（林前二14）。这里所称「属血气的人」，在原文乃指「自然人」，可见并没有自然的基督之心。「属血气的人」，乃是从罪恶生的，乃「是从情欲生的」，「是从人意生的」（约一13）；而基督徒，乃是从上帝生的（约一13），从圣灵生的，从上面生的；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参约三3一8）。所以，基督的心，不是「自然的」，乃是「超自然的」（Supernatural）。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弗二8）。「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一12），而「接待」与「信」，都须本乎个人之「抉择」与「皈依」。

惟是，这种「抉择」，和世人平常所称的抉择，意义又复不同，未可相提并论。这乃是一种最剧烈的人生革命和世界革命，乃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出死人生的经验，这乃是挣断了一切罪恶和死亡捆绑的绳索，从「老亚当」，从「旧世界」得到的彻底解放。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们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乃是受浸归入他的死；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不容罪再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将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而乃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上帝，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向上帝活着，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罗六314）。「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20  ）。「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六14）这不是出乎自己的力量，乃是上帝的作为和宏恩；然这又不是出千完全的被动，而乃是因为我们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类的文化完全失望，在绝望无路之时，因信心需要上帝大能的拯救而出自心灵深处的呼求。所以，绝对不是人作了上帝的傀儡，变成一个机器人；因为这绝对没有摧残我们的意志，而乃正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强烈的意志，和人生态度。

具体的说，我们抉择皈依之后，便成了新人，要作新民；根本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态度。从对神的态度说，我们从敌视变为敬爱；从悖逆变为顺服；从骄傲变为谦卑；从自义变为信靠。从对人的态度言，我们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太二○28）；不计地位高低，不计收入多寡，不计毁誉得失，甚至不计祸福生死；但求荣神益人。旧人有我无人，唯我独尊；有「意必之私」，无爱人之心。这乃是从「原罪」而来的丑恶的本相。从婴孩时，一直到老，总以为这个世界应为他的利益而存在，而不知这却作茧自缚，把他自己囚禁在「自我」的桎梏内！一个尚未学语的婴孩，他便早已认为他的母亲和家人，都应为他而活；稍不称心，便肆意哭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及长渐渐发觉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他人也有其「意必之私」，便发生明争暗斗。其善于肆应者，则能活用战略，或则以退为进，或则以柔克刚，以掩盖其「意必之私」的本相，达成其自私自利之愿望，而美其名曰「洞明世故」，「练达人情」。其才具开展者，则更假借「社会福利」、「国家至上」、「人民利益」种种美名，以贯彻其独霸的野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一七9），一切老我的作为，纵令其动机崇高，骨子里终有其「意必之私」。人类由于「原罪」，终难免于自私自利；所不同者，仅程度之深浅而已。但这不是说，我们要消灭一切的欲念，遁入诸趣圆寂的「涅盘」。一个重生得救的新人，仍当「尽己」「献身」，有其自我实践的责任；惟根本不同者，其实践的方式和目的，不再含有损人利己的性质，不再出于占有夺取的冲动。从神与人的关系说，他已从人本位转变为神本位；不再以「人为万事的尺度」，而唯以神为中心与目标。就人与人的关系言，他不再以人当作利用的工具，作斗争的对象；而愿意人怎样待己；也愿怎样待人；此即「爱人如己」，乃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是天国宪章基本的条款（太七12，二二37－40）。

这种人生态度的转变，其目的不是仅仅限于个人的、伦理的；我们不应独善其身，而复宜认识其道化世界之历史的使命。个人重生，固为人类新生之基本；灵魂得救，固为我们宣道之要义；但主耶稣基督，不仅为个人灵魂的救主，亦为人类新生之根源。神爱世人，他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决不会漠不关心；对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决不会撒手不问。主耶稣创立的教会乃是上帝进入失丧的世界，引导历史的进程；以及陶铸「新的族类」之导体。上帝进入人类历史的方式，一方面是藉着「道成肉身」；一方面又藉着他的教会。前者是一次的，后者是继长的。教会虽不能说完全是「新的族类」；但是「新的族类」，乃是藉着教会丕彰而发展。故教会乃是旧的人类，形成新的族类蜕变的过程。教会乃是新旧相遇相关的地方，乃是旧人类脱胎换骨，改化更新的中心。教会固为属灵的组织，而非世俗的社会；但圣灵更新的工作，亦须藉具体的机构，始能充分丕彰其功能。故教会乃是达成基督救世目的之历史的机构，充满属天的生命与大能，乃是昭苏人类，陶铸人心，改革社会，提高文化，道化世界，实现天国的导体。天国虽超乎国家社会，超乎人类文明，以及超乎历史的运动；但却又藉着教会控制历史的动向，决定人类的命运。

于此可见教会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一方面乃在历史里面，并非遗世独立，故不能绝对免除今世的缺陷；所以主耶稣说有「稗子也显出来」（太一三24一30）。但另一方面，教会却又超乎今世，直贯永世；他在这世界，却终不能安于现状，效法世界；而须时时更新变化，牖启引导，移风易俗，革故鼎新。故教会与世界，圣道与魔道，乃不能两立，永在搏斗。教会引导历史，道化世界的方式，虽是内在的、潜存的、不动声色的；惟其磅礴伟大的影响，却每可藉其加速不良的社会文化制度之崩溃，而充分彰显出来，令人无可否认，不能抗拒。例如，基督教崇尚平等，表彰人类应有的合理的关系，故和奴隶制度，不能两立，卒乃促其解体；而其相应而至的结果，又根本动摇了罗马文化的基础，而促罗马社会的解体，罗马帝国的崩溃。自罗马衰亡以后，教会成为唯一重新建立文化的力量。而以其教义之崇高，性质之超凡，教会史家，均认为是欧美民族新生之动力，文化之保姆。复次，如改教运动，不仅打击天主教，摧毁了教皇的政治权力，从而使封建制度解体，且又促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虽马丁路德，有过于维护政府权威的态度，对于民主思想的发展，未有重大的贡献。但加尔文以为如果政府的命令与上帝对人民良心的要求，发生冲突，却认为人民可不服从不合理的政令。他虽反对人民为私意违抗政令，却不反对人民为公义而反抗暴政。他认为我们服从政府，不能违反顺服上帝的心，因为世上一切君王和统治者，也须服从上帝的旨意。这种思想，对近代民主的发展，以及政治的修明，实有重大的贡献。

基督教固为救世的福音，上帝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世，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三16一17）；但是上帝又是公义的，因此只是限于「信他的人」，才「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18、35一36）。这不是空洞的教条，近代人类的历史，乃具体证明了这一个永恒的真理。例如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基督圣道背道而驰，致令近代人推崇世智，怀疑圣经，于智自雄，甚至以理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遂形成了向机器文明一面倒的惨局。结果现代文化，既趋跛形的发展，社会生活，亦呈畸形的状态；精神恐慌，灵性瘫痪；世界灾祸，横决泛滥；降及今日，已成一种无法控制，不可救药的局面。可证基督圣道，乃为生命之大道，顺之者生，逆之者亡。譬诸饮食，乃是生理的定律，如果抗拒饮食，历时愈久，愈感饥渴，终必死亡，无可幸免。同理，照属灵的定律，人类与神为敌，抗拒圣道，则罪孽深重，与日俱增，结果亦终必沉沦灭亡。「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西三4）；倘使拒绝救恩，责为灵魂自杀。从基督教的眼光看，世界人类，乃分成两个分明的营垒，一为属基督的新族类，一为非基督的旧族类。前者乃是因接受主耶稣基督，因其救赎的恩功，从死里复活，昭苏新生的人类。后者乃为因悖逆真神，与神为敌，犯罪堕落，在历史的悲剧中痛苦死亡的旧人类。世人虽与神为敌，但神却恒久忍耐，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彼后三9），而且已在主耶稣基督里，预备了完全的救法。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是空想，乃是上帝的大能，足以救一切相信的（罗一16）。而这大能大力，已「在基督身上」显明出来，「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一20一22）「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一七30－31）。故基督教乃是一个历史的实在，不是空洞的哲理；他在历世历代的人群社会中，有伟大的动力，足以改造社会，推动世界，变化人心，实现天国，洵为一种动力的宗教。目前世界的局势，虽黑暗无光，我们传道的工作，虽似不见大效，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决不是徒然的（林前一五58）；到了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的时候，便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不听从耶稣福音的人，并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帖后一7－10）。到了那日，我们必听到「万口颂主」的歌声，看到万膝跪拜，万事复兴，万民昭苏，天地更新的大荣光。阿们。